近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同时也是著名剧作家的陈彦在武汉宣传新书活动中与文学评论家周新民对谈“戏曲小舞台，小说大乾坤”。

　　随着《装台》的热播，陈彦的“舞台三部曲”——《主角》《装台》《喜剧》成为关注的焦点。在陈彦的笔下，台上一台戏，台下人生更是一台戏。通过两位大咖的对话，读者迅速“认识”了陈彦“舞台三部曲”中的人物——秦腔名伶忆秦娥、装台人刁顺子、“丑角”贺氏父子，并为他们的悲欢而悲欢。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波 通讯员：商晓艺

　　谈作家和剧作家身份

　　周新民：以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戏曲艺人生活，别致的题材为小说增色不少。这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吧？

　　陈彦：我在戏曲行业“浸泡”了20多年。我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一个大院，最辉煌的时候有641个人，看到团里各个行当的人，我的脑子就飞快地转动起来，想怎么把生活中的人物变成自己笔下的人物。

　　我认为，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领域，在自己烂熟于心的领域，一个作家才可能在其中发现独特的思想，才能由这一种生活去洞悉、观察世道人心。如果不熟悉，当作家的采访工作、资料收集工作做完，也只是摸到一个皮毛，很难抵达更丰富的内涵。

　　周新民：你是否有意去尝试探索戏曲和小说两种文体的融合？

　　陈彦：在西方，剧作家、作家、诗人，其实是不分家的。通常一个作家既写剧本，又写小说，写诗。戏剧《等待戈多》的作者塞缪尔·贝克特，同时也写作了《马龙之死》这样的小说，小说也充满了戏剧结构。

　　今天的小说写作有“意识流”的倾向，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起来很困难。我当然也很崇敬像写出《追忆似水年华》如此内容丰富浩大作品的作家普鲁斯特，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多样性的，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像雨果、狄更斯、曹雪芹、蒲松龄这样的作家，能把小说的故事写得那么精彩、好看又深刻。

　　谈作品原型

　　周新民：作为读者，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好奇，这些人物及其生活是否有用原型？

　　陈彦：我写作小说时塑造的每一个人，我脑海里都会蹦出一个人物的具体形象来。我今天在这里见到的人，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把这些形象写到小说中了。但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不是一一对应，可能一个人物由好几个原型拼接而成。

　　《装台》的主人公“刁顺子”其实是有小说原型的，小说出版时，他没有找我，《装台》改编成电视剧，“刁顺子”被张嘉译演绎出来之后，他就找到我了，认为我写的就是他。我说这里面是有你的影子，但不全是你。

　　我对装台为什么这么熟悉？我的办公室在三楼，办公室后窗户下，就是后台口，我天天就听装台的人在下面说话聊天，有时候也骂人，比如给某个团干活，没有给结账之类的。有时候，他们也直接来找我。我找到下面的团长问缘由，有团长说，他们有活没干好。我说，活没干好可以返工，钱不能欠。我让团长早上6点起来，跟我看看装台人的工作——他们过着颠倒的人生，通宵装台，到了早上6点，后台口平地上都躺满了人，冬天他们就弓着身子，在暖气井盖旁，围成一个圈取暖。看到这样的场景，还能忍心拖欠他们的工钱吗？

　　周新民：你在《装台》中塑造了一个有包容心的领导，是不是以你自己为原型的呢？

　　陈彦：在艺术院团做管理工作，就是需要包容心。艺术院团的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从演员到角儿，需要很长时间的成长。一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通常也有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正常的地方。《主角》中的秦腔名伶忆秦娥只会演戏，对生活、对感情也是一窍不通。如果社会和单位里不能包容他们，那他们可能生存都很困难。

　　谈戏曲的传统与现代化

　　周新民：戏曲是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在传承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你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

　　陈彦：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不是一个猛烈地撕裂的过程。我觉得，越是向现代转型，我们越是要记住传统。秦腔在传承过程中，也一直在适应社会的转型变化，观众的喜好、品位变化了，戏曲也在不断翻新。这个过程，就像是天体运动的潮汐力、牵引力，两种力量在不断地拉拽、较量中。如果完全不变，那戏曲将有沦为“博物馆艺术”的危险，但在变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力量把传统再往回拉拽一下，这样才能把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

　　周新民：以前有一句话说“艺术要有教化功能，要寓教于乐”，你在《喜剧》中写到“丑角”这个行当时，似乎涉及了这个话题。

　　陈彦：我们现在写戏不如古人，古人特别注重喜剧色彩的调配。在《窦娥冤》这么大的悲剧里，里面也有很多丑角，让人觉得好看好笑，最后把最大的悲剧揭示出来。观众在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得到非常深刻的生命启示。

　　文以载道，文艺一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思考功能。当所有人都在向演员要喜剧、要笑点，要1分钟产生两个包袱时，小说中几个喜剧演员在这条娱乐化道路上越走越偏，最后把自己毁了。所以，当我们批评喜剧为什么越来越低俗时，观众是不是也要为喜剧的低俗买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