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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隋纪》有个“老吏抱案死”的典故，穿越千年尘烟，读来仍振聋发聩。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新造《大业律》之后，吏部尚书牛弘和参与修订律令的刘炫闲聊。弘问炫：“《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若锻炼不密，则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
简略翻译一下，牛弘问：古代是官员多、属吏少，现在情况是，属吏比以前多出百倍，减少的话，事情干不完，是何原因？刘炫答：以前，案卷不用重校，文书不求烦琐，现在，文簿担心复查，如果做得不周密，就要不远万里去查证百年旧案，所以出现老吏抱案累死现象。
不能不佩服刘炫，随手甩出两个词“万里追证”“百年旧案”，就抓住了文牍主义泛滥的病灶，原来“痕迹管理”古已有之。对刘炫的高论，“弘善其言而不能用”，说了等于白说。文风一旦固化，便会形成代代相沿的惯性，非一人一部门所能撼动。明嘉靖年间进士赵釴在《晏林子》中引用了这个典故，并点评：“噫！此后世通弊也。”一句“通弊”，道尽文牍主义深入骨髓的顽固性。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对文牍主义之害深恶痛绝，还对超万字奏折的作者——刑部主事茹太素当场打板子。事后，朱元璋苦笑道：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个茹太素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随后，朝廷专颁《建言格式》《案牍减繁式》，严令“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过式者究问”，力图从根源上刹住繁文缛节之风。
奈何积弊易生，良规难守。至明末，文牍之风卷土重来，且愈演愈烈。大学士徐光启曾痛心疾首地控诉：“今日之弊，莫甚于文牍繁冗，官无大小，皆以作文为事，兵无强弱，皆以待文为命，以文代战，以文代赈，天下事尚可为哉？”寥寥数语，道明末乱象：军政要务困于公文流转，赈灾救急滞于层层审批，官员埋首文山，不问实效，百姓流离失所，却只见纸面上的“安抚良策”。
这种文牍主义，正是最危害深远的形式主义：三两语可明之事，非要条分缕析、叠床架屋；一页纸可尽之文，非要穿靴戴帽、铺张冗长；口头可传之令，非要发文开会、劳师动众；电子可存之材，非要纸质报备、反复签章。大量公共资源在文山会海中空耗，无数基层精力在“痕迹管理”中虚掷，一如当年“抱案而死”的老吏，忙忙碌碌，劳而无功，惜哉，痛哉！
此正所谓：
繁文缠手脚，
老吏累弯腰。
千年通弊在，
解套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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