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两个大局”，透彻理解“两个结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杨英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进修一部副主任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意高远、博大精深，洞穿历史现实、观照古今中外，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两个结合”开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厚重的文化底蕴。

　　“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途和走向的关键变量，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过来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回望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腐朽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不堪一击，被强行拖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天朝上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位置似乎出现了飘移动摇。从器物自卑、制度自卑，最终到文化自卑，一个领先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帝国瞬间崩塌，实乃“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今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全球产业链重塑、地缘政治格局重整、意识形态重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冷战思维，意在与中国全面脱钩。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美国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指出，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脱钩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发达经济体，因为它们严重依赖中国的工业供应。他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的后果比新的保护主义要严重得多。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不可逆转。”只不过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全人类共同的抉择。

　　“两个结合”开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两个结合”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根主线，也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线索。“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王国维早在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大声疾呼提倡西方哲学、特别是“深邃伟大之思想”。他亦深刻指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 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就笔者文献所及，王国维应该是近代以来较早谈及外国思想若要移植中国必须“中国化”的学者。毛泽东则于1938年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除自身科学性真理性外，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当是其最根本之原因。“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特点是 “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正，“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之“正”；“创”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新”，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历史逻辑特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现代化，还包括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无一不指向“国之大者”，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持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书记十分郑重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提了出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亦即如上文所说，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重大历史背景之下，开辟“两个结合”的全新道路，在新时代创造出中华文明新的历史；二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亦即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三十年前，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论”颇有影响，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理论基础。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文明不分高下，历史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文明冲突”，其实质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对垒，而不是不同地域、文化、政治等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不同文明特征之间的冲突。

　　辨别“文明”与“非文明”的根本依据，就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凡是有利于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包括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文化行为等，都是文明的；凡是不利于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则都是非文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世界性价值和历史性意义之根本所在。

　　只要各国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最大公约数”，就能够防止三人成虎，也不会疑邻盗斧，也就不会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一行时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这一重要理念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力量，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性”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