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在广州 3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除署名外） 通讯员黄琼

　　1926年1月，茅盾与恽代英等五人，从上海乘坐“醒狮号”客轮，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茅盾极为广阔的行迹中，广州在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留下了其重要的印记。这座城市，是他矢志奋斗的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驿站。

　　亲历“中山舰事件”

　　茅盾此行，比他原计划在广州待的时间要长。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恽代英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

　　随后，陈延年派人将茅盾送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里既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信地址。

　　“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茅盾写道，“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也已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对他介绍：这是萧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茅盾写道，“肖（萧）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政治周报》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毛泽东作为主要筹办人和第一任主编，主编了前四期。从第五期开始，由于毛泽东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把主编的任务交给了茅盾。在这份刊物上，茅盾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等三篇评论文章。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茅盾随同毛泽东深夜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宿舍开会，商讨对策。回到住处后“快近午夜十二时半”，“我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几天后，共产党人张秋人来到广州，接任了《政治周报》的主编。茅盾也订好了回上海的船票，仍是那条“醒狮号”轮船，“二十四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里，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

　　力排万难排印《文艺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底，茅盾携家人离开上海，“一九三八年元月初三”到了广州。在车站上一打听，北上的车票三天之内的都已售完。于是他们去找从上海撤退后，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的夏衍，并应夏衍之邀，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

　　1938年1月8日，茅盾离开广州，12日抵达长沙。1938年2月24日清晨，经历了因躲避日机空袭导致的火车不断折返于曲江、韶关、坪石之间的“三下曲江”之后，茅盾再一次进入了广州，在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安排下，住进了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大酒店”。他随即与分店经理研究了《文艺阵地》的排印问题。

　　茅盾原本打算长住广州，但晚上萨空了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萨空了是上海《立报》的总经理，茅盾的故交。上海沦陷后《立报》停刊，萨空了准备将它转移到香港继续出版，邀请茅盾去编辑副刊《言林》。茅盾考虑到同时编《言林》和《文艺阵地》并不矛盾，加上广州不断遭到日机空袭，于是决定全家去香港。但《文艺阵地》的排印仍放在广州。

　　接下来的短短几天，茅盾应作家欧阳山之约，在知用中学作演讲。1938年2月27日下午，他又在广东文学会文学研究委员会举办的“战时文艺工作纲领和文艺大众化和中国化的问题”座谈会上“简短地发了言，大约在三点钟，就中途告退，直奔火车站”，去了香港。

　　1938年3月24日，茅盾从香港来广州，“天天钉在印刷厂里”，亲自监督《文艺阵地》的排印。创刊号一炮打响，尤其引起热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这篇不到5000字的短篇以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新人物——“抗战官”，“华威先生也许是抗战爆发后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印记。在《文艺阵地》上，广州作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创作，如杜埃、钢鸣、李育中、林焕平等的论文，欧阳山、草明、华嘉、于逢、黄谷柳等的小说，以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等为代表的散文，陈残云、黄宁婴等的诗歌。

　　呼吁“人下乡，文章下乡”

　　1946年3月，茅盾从重庆来广州。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35周年，他在中山大学的青年人中间做了一场讲话。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的李莎青记述，“穿着浅灰色的西装，罩着一身灰绒大衣”的茅盾“没有讲血染的黄花节，也没有直接谈抗战胜利后继续战乱的民族灾难。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他抑制了文艺家的慷慨陈词，只以学者的真知灼见，娓娓动听地阐述了当时最现实、最敏感的民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

　　此次茅盾在广州差不多待了一个月。当时，很多进步文化人汇聚到广州来，筹建了全国文协粤港分会，中山大学等几十个大专院校也从外地迁回市内。茅盾抵达的当天下午，很多人就赶到他落脚的开明书店去看他。

　　茅盾一开始暂住在凤凰酒店，后来在榨粉街北头租了一间民房的二楼一层住下。在文协粤港分会为他举行的内部欢迎会上，他鼓励大家在和平民主的大前提下紧紧地团结起来，放开胸怀，共同呼吸，共同战斗，同时号召“人下乡，文章下乡”，并培养、教育、选拔一大批乡村干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造就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

　　1946年3月24日，文协粤港分会联合剧协、作协广东分会在教育路民众会堂举行了欢迎茅盾的大会。只有800多座位的会堂，却挤满了约1500人，连站立位置也找不到的不少人，就只有在门外听。茅盾以《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为题，讲了近两个小时。李莎青记述：“会场除茅公的‘蓝青官话’外，寂然无声，更没有中途退出的。话讲完后，大家还不肯散开……茅公笑容满面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大家便跟着他走。人的长龙一直跟着茅公走到大街”。

　　茅盾此次在广州，“日夜马不停蹄地从这个阵地奔驰到那个阵地……坚毅勇敢而又机智灵活地到处呐喊、到处鼓劲。”李莎青说，为推进进步文艺事业的发展，他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足迹印记

　　1926年1月

　　茅盾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3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政治周报》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舆论阵地。从第五期开始，由茅盾主编。在这份刊物上，茅盾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等三篇评论文章。

　　1938年元月初三

　　茅盾携家人到广州，1月8日离开并于12日抵达长沙。

　　应邀为在广州复刊的《救亡日报》写了《还不够非常》《这时代的诗歌》《第二阶段》等多篇文章。

　　1938年2月24日

　　茅盾再次到广州，住进“爱群大酒店”。2月27日前往香港。

　　研究《文艺阵地》的排印问题。接受萨空了邀请前往香港编辑《立报》的副刊《言林》。

　　1938年3月24日

　　茅盾从香港来广州，亲自监督《文艺阵地》的排印。

　　《文艺阵地》创刊号一炮打响，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印记。

　　1946年3月

　　茅盾从重庆来广州，待了近一个月。开始暂住凤凰酒店，后在榨粉街北头租了一间民房住下。

　　此次在广州，他号召“人下乡，文章下乡”，并培养、教育、选拔一大批乡村干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造就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