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在广州 3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除署名外) 通讯员黄琼
1926年1月,茅盾与恽代英等五人,从上海乘坐“醒狮号”客轮,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茅盾极为广阔的行迹中,广州在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留下了其重要的印记。这座城市,是他矢志奋斗的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驿站。
亲历“中山舰事件”
茅盾此行,比他原计划在广州待的时间要长。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恽代英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毛泽东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
随后,陈延年派人将茅盾送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里既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信地址。
“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茅盾写道,“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也已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对他介绍:这是萧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茅盾写道,“肖(萧)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政治周报》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毛泽东作为主要筹办人和第一任主编,主编了前四期。从第五期开始,由于毛泽东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把主编的任务交给了茅盾。在这份刊物上,茅盾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等三篇评论文章。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茅盾随同毛泽东深夜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宿舍开会,商讨对策。回到住处后“快近午夜十二时半”,“我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几天后,共产党人张秋人来到广州,接任了《政治周报》的主编。茅盾也订好了回上海的船票,仍是那条“醒狮号”轮船,“二十四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里,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
力排万难排印《文艺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底,茅盾携家人离开上海,“一九三八年元月初三”到了广州。在车站上一打听,北上的车票三天之内的都已售完。于是他们去找从上海撤退后,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的夏衍,并应夏衍之邀,写了一篇杂文《还不够非常》。
1938年1月8日,茅盾离开广州,12日抵达长沙。1938年2月24日清晨,经历了因躲避日机空袭导致的火车不断折返于曲江、韶关、坪石之间的“三下曲江”之后,茅盾再一次进入了广州,在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安排下,住进了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大酒店”。他随即与分店经理研究了《文艺阵地》的排印问题。
茅盾原本打算长住广州,但晚上萨空了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萨空了是上海《立报》的总经理,茅盾的故交。上海沦陷后《立报》停刊,萨空了准备将它转移到香港继续出版,邀请茅盾去编辑副刊《言林》。茅盾考虑到同时编《言林》和《文艺阵地》并不矛盾,加上广州不断遭到日机空袭,于是决定全家去香港。但《文艺阵地》的排印仍放在广州。
接下来的短短几天,茅盾应作家欧阳山之约,在知用中学作演讲。1938年2月27日下午,他又在广东文学会文学研究委员会举办的“战时文艺工作纲领和文艺大众化和中国化的问题”座谈会上“简短地发了言,大约在三点钟,就中途告退,直奔火车站”,去了香港。
1938年3月24日,茅盾从香港来广州,“天天钉在印刷厂里”,亲自监督《文艺阵地》的排印。创刊号一炮打响,尤其引起热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这篇不到5000字的短篇以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新人物——“抗战官”,“华威先生也许是抗战爆发后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典型人物”。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印记。在《文艺阵地》上,广州作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创作,如杜埃、钢鸣、李育中、林焕平等的论文,欧阳山、草明、华嘉、于逢、黄谷柳等的小说,以司马文森《粤北散记》等为代表的散文,陈残云、黄宁婴等的诗歌。
呼吁“人下乡,文章下乡”
1946年3月,茅盾从重庆来广州。3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35周年,他在中山大学的青年人中间做了一场讲话。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的李莎青记述,“穿着浅灰色的西装,罩着一身灰绒大衣”的茅盾“没有讲血染的黄花节,也没有直接谈抗战胜利后继续战乱的民族灾难。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他抑制了文艺家的慷慨陈词,只以学者的真知灼见,娓娓动听地阐述了当时最现实、最敏感的民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
此次茅盾在广州差不多待了一个月。当时,很多进步文化人汇聚到广州来,筹建了全国文协粤港分会,中山大学等几十个大专院校也从外地迁回市内。茅盾抵达的当天下午,很多人就赶到他落脚的开明书店去看他。
茅盾一开始暂住在凤凰酒店,后来在榨粉街北头租了一间民房的二楼一层住下。在文协粤港分会为他举行的内部欢迎会上,他鼓励大家在和平民主的大前提下紧紧地团结起来,放开胸怀,共同呼吸,共同战斗,同时号召“人下乡,文章下乡”,并培养、教育、选拔一大批乡村干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造就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
1946年3月24日,文协粤港分会联合剧协、作协广东分会在教育路民众会堂举行了欢迎茅盾的大会。只有800多座位的会堂,却挤满了约1500人,连站立位置也找不到的不少人,就只有在门外听。茅盾以《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为题,讲了近两个小时。李莎青记述:“会场除茅公的‘蓝青官话’外,寂然无声,更没有中途退出的。话讲完后,大家还不肯散开……茅公笑容满面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大家便跟着他走。人的长龙一直跟着茅公走到大街”。
茅盾此次在广州,“日夜马不停蹄地从这个阵地奔驰到那个阵地……坚毅勇敢而又机智灵活地到处呐喊、到处鼓劲。”李莎青说,为推进进步文艺事业的发展,他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足迹印记
1926年1月
茅盾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3月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政治周报》是当时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舆论阵地。从第五期开始,由茅盾主编。在这份刊物上,茅盾发表了《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等三篇评论文章。
1938年元月初三
茅盾携家人到广州,1月8日离开并于12日抵达长沙。
应邀为在广州复刊的《救亡日报》写了《还不够非常》《这时代的诗歌》《第二阶段》等多篇文章。
1938年2月24日
茅盾再次到广州,住进“爱群大酒店”。2月27日前往香港。
研究《文艺阵地》的排印问题。接受萨空了邀请前往香港编辑《立报》的副刊《言林》。
1938年3月24日
茅盾从香港来广州,亲自监督《文艺阵地》的排印。
《文艺阵地》创刊号一炮打响,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的全国性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印记。
1946年3月
茅盾从重庆来广州,待了近一个月。开始暂住凤凰酒店,后在榨粉街北头租了一间民房住下。
此次在广州,他号召“人下乡,文章下乡”,并培养、教育、选拔一大批乡村干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造就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