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要对受影响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赔偿。自2018年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来，广州坚持以“修复受损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为底线，以“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形成合力、全面推进”为主线，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截至2020年底，全市共开展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件19宗，办案数量居全省前列。

　　从“广州蓝”到“广州虹”，广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这一切都离不开广州的努力。落实蓝天保卫战工作方案、推进广佛跨界河流综合整治、持续治理修复土壤污染场地、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保共建共治……广州在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出实招、用实劲、求实效，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果，赢得了公众的认可。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只是广州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苦功夫的一个缩影。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命题，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因为制度缺失、依据不足、治理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也容易出现“公地悲剧”。过去，由于不需要赔偿和修复，谁破坏谁获益，环境污染往往陷入“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困局。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责任人，除依法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外，还追索因其行为导致的损害调查、评估鉴定、清污处置、生态修复等赔偿责任，对“公地悲剧”既有事后救济作用，也有事前预防功能。

　　“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掷地有声。生态环境要怎样保护，才能称得上“最严”？具体地说，应该包括四个维度：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层面，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让制度“长出牙齿”；以目标为导向强化执行，确保制度“带电运行”。制度文本合法、合理，制度执行有效、高效，制度效用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比如，一家公司私自填埋106.94吨工业固体废物，最终要承担清污处理、生态修复费用63万余元，可谓得不偿失。这一处理结果不但对该公司是一种教训，对其他企业也是一种警示。

　　生态环境破坏与保护有时候是一场“猫鼠游戏”，一些生态环境损害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将污染治理成本外化，作为环境保护者，要与他们斗智斗勇，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创新执法方式、丰富执法手段、提升公众参与程度，让损害生态环境行为无所遁形。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