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系列谈
学思践悟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了全球视野下文明观念变革和文明形态重构的重要使命。这种变革和重构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为处理和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建设性的思路,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的文明概念
就一般含义而言,“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原本就隐含着西方中心的、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用于评价摆脱野蛮和自然状态的发展程度;“文明化”则是西方文化全球扩张并征服其他文明的过程。在其看来,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总是进步的,其他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附属物,只有在西方文明的推动下才能摆脱封闭、保守而持续落后的状态,启动文明的现代化引擎——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观点并不为马克思所认可。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资本主义文明的内生性矛盾决定了,它绝不是文明发展所达到的“最后的”“最完满”的形态,更不会是历史发展的“终结”。
在马克思看来,先进文明给落后文明带来的进步不是内生的、主动发生的,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文明提供一种持久进步的方案,无论前者是否在客观上推动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西方文明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劣迹斑斑,使得它给自己贴上的“文明”标签显得虚伪可笑。马克思极力反对的,正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上升为一般性,然后用文明的一般性来替代(或者说取消)其他文明的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如果将现代化视为文明的形式,那么它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本就有着不同的形态。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生发于礼乐文明中的和谐、包容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
这种和谐精神源自中华民族独特的乐教传统。一般而言,在礼教兴盛的时代,乐与礼结合在一起,共同维系着传统社会。但与彰显“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礼制相比,“乐”毕竟还有其特殊性。《礼记·乐记》如是描述二者的区别:“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作为一种美感对象,“乐”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天然相通,这就使得与礼教相比,乐教更多地担负起“和同”的功能。
与广泛持有“文明冲突论”的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多赞成“文明共存论”。如汤一介先生认为,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种价值取向上的不约而同,反映了传承千年的礼乐文明的价值痕迹和合理内核。
回望历史,中国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为价值追求,最终找到了一条既能体现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彰显自身独特制度优势的文明之路。这种新的文明的精髓在于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不仅是在本体论层面对“现代性”哲学理据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对价值观层面上的人本理性进行了重新建构。学习、借鉴、批判与超越“现代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对西方文明视域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突破。
走向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形态论的视野下,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更替始终伴随着腥风血雨,每一种文明的兴盛和发展都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无论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海外扩张和殖民统治,还是近年来为了维系在全球利益分配中的优势地位而引发的局部动荡与战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马克思指出的西方文明的虚伪和野蛮的本质表明,西方文明并不是最为进步的文明形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非西方文明的进步可以并且能够独立于西方文明来实现;人类文明呼唤新的形态,这种形态应当超越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开放式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和继承者,社会主义文明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自身,同时将文明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社会主义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这种变革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形态,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将表明,一个非西方文明,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实践,逐步摆脱近代以来对西方话语逻辑的依附,建构起基于本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充分借鉴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新文明形态,向世界交出一份富有说服力的答卷。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