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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有特殊的味道,在人类记忆中萦绕了上万年。在广州,迄今为止,稻米的味道来自哪里?
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一座居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东北部的古村,为我们揭开了一部分答案。
不久前,村北部县江河西岸,始建于明代的姚氏宗祠后山岗上的金兰寺贝丘遗址上了热搜。这处广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将人们带回到4000年前的先民生活。
于2021年底在广州举行的“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又分享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金兰寺遗址“可能存在古水稻田”。
稻作文化作为支撑起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东亚地区广大范围内文化文明发展的产业根基,是古今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将野生水稻驯化成栽培水稻,从而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
稻米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发现
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是一座坐落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东北部的古村。几个月前,在县江河西岸的村北部,始建于明代的姚氏宗祠后山岗上的金兰寺贝丘遗址上了热搜。
于2021年底在广州举行的“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又分享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金兰寺遗址“可能存在古水稻田”。如果真能确证,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通过考古发现、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古水稻田遗存。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告诉记者,本次考古发掘发现的金兰寺遗址②层文化层分布于发掘区的大部分区域。据初步检测分析推测为古水稻田遗存。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山大学郑卓教授通过检测分析得到一些证据:首先,这一文化层的有机质含量高;其次,磁化率较高,稻田长期耕作、污灌、作物生长与秸秆焚烧等农业管理方式可增大成壤作用强度,增加土壤的磁化率;第三,这层发现的花粉绝大部分为禾本科,基本可以反映水稻田环境;同时在这一层还发现了丰富的水稻扇形植硅石。
根据中山大学汤勇杰博士建构的模型,我们大致能勾勒出一条水稻在广州诞生和演进的脉络:8000年前-7000年前,海面快速上升并侵入三角洲腹地,珠三角周边开始出现早期人类活动,金兰寺附近的河口淡水-微咸水的水产资源丰富;6500年前-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晚期渔猎活动开始,金兰寺遗址形成贝壳层堆积;4000年前至战国时期,水稻出现,战国时期稻作农业一定程度扩张,经济结构开始多元化;唐宋以来,水稻种植面积向遗址南侧冲积平原发展……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周边地区,会发现水稻的身影在不断地闪现:
2018年6月~8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约4000年前的增城松丁山遗址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子遗存。其中,水稻、粟就占了可鉴定种子总数的47.63%,其中又以水稻占绝大多数,粟仅发现2粒。由此可见,在先民的谷物饮食中,水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依据同出的水稻小穗轴判断,它们是驯化型的粳稻。
与之年代接近的黄埔马头庄遗址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进行发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合作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有木炭、炭化稻、炭化稻穗轴、杂草种子。
其实,近年广州周边的遗址中,稻作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比如黄埔陂头岭、茶岭、甘草岭……当中,在约5000年前-4000年前的茶岭遗址发现的稻粒尤其重要。它们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证明至少在4400年前,茶岭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原始农业已经出现。
缘起
华南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成共识
考古学者说,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人们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水稻在中国诞生和演进的脉络: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在采集的同时开始维护乃至种植野生稻,并导致栽培稻从野生稻中逐渐分化出来。大约在距今 9000年前-7000年前,稻作农业开始形成,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弱化。大约在7000年前-5000年前,稻作农业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古代经济的主体,并逐渐影响到岭南地区。随着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古代中国进入到真正的农业时代,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做好了物质准备。
中国稻谷的起源呈现出一个较为广阔的弧形带状分布的情形,这不仅与野生稻的分布资源有关,也与百越族群的栖息繁衍活动区域密切相关,说明百越族群很可能就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先民。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是2021年12月1日于浙江余姚发现的施岙遗址,面积约90万平方米,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那么,增城金兰寺的稻田,茶岭、松丁山、马头庄等地的水稻遗存,与它有关系吗?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表示,华南和西南地区稻作农业由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而来,已是共识。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台湾的稻作农业,出现的年代很接近,距今大约不超过5000年。
稻作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并非孤立的进程。有专家认为,在4600年前-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影响和传播甚至已抵及广州东北部,其背后,是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这种传播甚至通过珠三角和桂南影响到了今越南北部等地。
有考古学者表示,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在“历史岭南”和“文化岭南”的概念中与“两广”和海南岛一样,同属广义岭南的范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越南北部通过珠三角和桂南一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着联系,包括稻作农业和玉石礼器的传播甚至人口的迁徙与往来,比如玉石玦、环、戈、牙璋、T形环等在越南北部就有发现,而且夔纹陶文化和接踵而来的“米”字纹陶文化很有可能也影响到当地。
一粒小小的稻谷,让我们看到了岭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历史进程,看到双向互动的文化交流在塑造人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上的重要价值。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除署名外)
广州“穗城”之名,源自“五羊衔穗”的传说。图为《五羊传说》油画,作者潘嘉俊,现藏于广州博物馆。
(广州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