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新语

　　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不久前发布，“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广东‘南海I号’沉船”榜上有名。这两个项目是岭南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代表，内涵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人文特质，彰显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所具有的开拓与担当，散发着古韵流芳的恒久魅力。深入品味这样的考古大发现，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岭南文化根脉的理性认知，而且有利于把岭南文化潜藏的价值和张力充分挖掘并展示出来，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展示岭南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的考古大发现

　　岭南文化是指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南越族群先民所创造的地域性文化。它作为岭南人文精神形成的根脉和所依附的沃土，融入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方方面面，体现着岭南地区所特有的民智、民风和民俗。在基本构成上，岭南文化主要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其中，以粤语为方言的广府文化覆盖面和影响力最为广泛，至今在海内外都声名远播。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随着中原人因战乱等原因不断南迁，南越族群与汉族杂居、通婚而逐渐汉化，岭南文化也深受“北人南传”的中原文化影响，并作为中原正统学术的一个分支伴随中原文化的发展而演进；但是，岭南文化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始终传承着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到言语风格、传统习俗等，都保留着自己鲜明的特征。然而，任何一种历史文化都需要有各种物化的历史见证来表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没有自己的历史根基或标志性的历史遗存呢？

　　据文献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番禺”（今广州）建的“任嚣城”是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身。“任嚣城”作为广府文化发源地和岭南文化中心地，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历史演进；后来，南越王赵佗将“任嚣城”扩建为都城，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不断扩张。问题在于，曾经的南越国又是怎样的存在？达到了什么样的文明状态呢？显然，南越王墓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历史之谜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尤其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证实，广州这座历史古城两千多年来城央未变。这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非常罕见，表明岭南文化在这里根深蒂固。因此，这样的考古发现对确认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古之岭南文明进步的深厚底蕴和历史印记

　　岭南文化既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代表。南越居民作为岭南民系的主体，是岭南文化成为原生性文化最重要的依据。南越居民世世代代在岭南地区繁衍生息、开疆拓土、安居乐业，不仅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能力改变生活环境、创造物质财富、建设美好家园，而且还凝聚起岭南人的生存意志、生活本领与人文精神，创造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体系当中非常绚丽的“南国明珠”。但是，由于古之岭南受农耕生活条件制约，发展比较滞后。北部是绵延的崇山峻岭，可用于农耕的土地非常有限，中部珠江三角洲平原困于河道纵横，发展也相对缓慢；南部是浩瀚的海洋，生存空间更难以突破。再加上五岭的阻隔，古之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往来十分不便，先进农耕技术的传播不足，加上气候条件不同，许多技术也应用不充分，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这样，古之岭南就很容易被看作是偏远落后的“蛮荒之地”。

　　那么，岭南真属于未开化或“冇文化”（没文化）的“蛮荒之地”吗？南越王墓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充分表明古之岭南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文化发展重镇、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代表。我们知道，南越国由赵佗所建，而赵佗是与任嚣一起南下攻打百越的秦朝将领。秦末大乱时，他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因而南越国本来就与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尽管其布局和结构有岭南风格，但在技术、工艺等方面并未落后于当时中原地区的水平。尤其南越王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如“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大玉璧、承盘高足玉杯等被誉为“岭南文化之光”，更展示着南越国所达到的文明水准。因此，岭南未开化或“冇文化”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对岭南文化素有对外开放特质的历史诠释

　　岭南因为江河纵横又濒临大海，让南越人自古以来就有习于水性、善于舟楫的本领和能力，他们有敢于向海而生的勇气，甚至可以远渡重洋去谋生。向大海讨生活与在陆地上以耕种为生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可以超越人对土地的依附，让人能够获得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且更容易超越以封闭为特征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进入以开放为特征的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业经济状态。所以，在历史上岭南文化就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于一身，把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体现出很强的文化活力与张力。

　　据文献记载，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广州已经同南海沿岸有了贸易往来。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以广州为主要港口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兴盛。至汉武帝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更加频繁，当时的广州城已成为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到了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大批的中国商船从广州等地出发，经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远达非洲等地；同时，大批的外国商船也纷纷来到广州，当时居留广州的外国商人号称多达十万之众。为此，唐朝在广州专门设机构——“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

　　可以说，对外开放作为岭南文化的特质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源流。南越王墓遗址出土的多件带有异域色彩的文物，如波斯银盒、非洲象牙、苏莱曼玛瑙等，都是当年岭南对外贸易的历史见证；南越国宫署遗址有多处石构建筑与西方、印度的同类建筑有相似之处，表明这里已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渗；而“南海I号”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既表明当时岭南在船舶建造、航海技术、陶艺制作等方面所具有的先进水平，也表明当时岭南海上对外贸易的繁荣兴盛。因此，这些考古大发现充分证明，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质，彰显着岭南人对世界认知的智慧和敢于实践的品质。

　　史可以为镜，史更可以明智。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在深化文化共识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自觉，大力传承和弘扬岭南文化的优秀品格，着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