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

　　政经观察

　　建党百年之际，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或许可以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一句话——“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1945年他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来的牺牲奋斗时说：“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从古以来”的意义要放在中华文明史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要在文明史意义上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基础与文明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的文明意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遗产。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与其弟子子张有一场对话，子张曰：“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自信“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自信是从历史中来。这一深远的历史感在世界文明史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显示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所具有的贯通古今上下的远大胸襟。“虽百世，可知也”，可知者正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连续性，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制度、文化价值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全面继承与损益。所谓“继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继承，所继承者必是“道”，是“治道”。“治道”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强调“党纪严于国法”“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共产党员的心学”“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等，正是在深层次上对于中国伟大文明传统即礼乐文明的接续并加以创造性转化。

　　中国共产党具有现代政党的政治特质，同时又在精神上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古代所说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人民”，“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与民众一体，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走群众路线。今天党所承担的责任，不止是党内部的，更是全体中国人的，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纪严于国法、以德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本身具有文明的普遍性，即中华文明之古今一体，也就是古今一贯的普遍大道，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最根源处是对于自己的文明文化及其普遍性的自信。

　　中华文明在国家层面“大一统”的现代体现

　　就中华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在国家层面、政治层面“大一统”的现代体现。

　　西方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中国则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大国政治不仅追求大，还要同时追求“可长可久之道”。大与久合在一起，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文明的“道”之所在。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下的大一统。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技术极大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文明下的数字技术更是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

　　在社会层面、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同时还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在现代的扬弃。“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华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完全合一。

　　从文明的意义上有助于理解“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深深融入中国社会之中，这就是“党的全面领导”。而党的全面领导要在文明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深刻而全面的理解。首先要深刻把握“党的全面领导”更深层的中华文明原理。“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华文明的哲学思维是意味着宋明理学所强调的“理一分殊”的“一”之整全，“一”是全面之整体，而不是表面的数字的“多”之原子式的存在，党的“一”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政治、社会的全方位，这是党的全面领导的深层次的中华文明原理，也就是“一”之“体”，而后有以下“分殊”之具体的“用”之落实。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就是《论语》“为政篇”起首引孔子所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党所发挥的就是“譬如北辰”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党之为党”是在根本上发挥党的全面组织动员的政治功能，这是现代政治、现代政党政治的需要，也就是现代、新的“为政以德”。

　　党是整个国家的组织力的灵魂、大脑、神经中枢所在。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意味着体现党的宗旨的政治领导，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党之为党，党对于国家的领导体现了党的宗旨，故而党的领导体现于政治领导，同时体现于思想、组织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的三者合一。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党的政策通过国家、政府机关来执行，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党对于国家各项工作全面领导离不开“法”，党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党内法规。

　　党与民一体的新政治秩序与新的“正名”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国现代新政治秩序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常连在一起说，显示了二者相互依靠、不可分离的内在共生一体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引用孔子的“正名”，强调要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正名，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的正名，也就是新的政治秩序与文明秩序。我们须臾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共生一体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新的数字文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道路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放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方能看得更清楚。唯有在大历史视野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所具有的制度意义、文明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熔铸古今为一体，熔铸中、西文明为一体，熔铸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为一体的新的制度文明传统。为此需要在文明史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义理”“原理”意义。在历史长时段来看，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的自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华文明的新发展、新样态；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如连续的流水一样，二者合而为一。

　　需要在文明史意义上，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为何不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何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才能根本上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不断发扬光大，反而在欧洲式微，这与中华文明传统尤其是其中的儒家传统又有着何种深层次的契合？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华文明传统对于社会主义加以了中国化。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挨打、奋起赶超，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数字化也与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特征更为鲜明。

　　数字文明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于自然的巨大破坏性，中华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中华文明过往是一种农业大国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应”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体、循环的思维方式，这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将重新空前地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天人相应”中最直接的是人与土地、大地、陆地的紧密一体关系，与大地相应的“风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中国共产党熔铸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为一体的中国新文明，将会以农业大文明的思维结合数字文明的思维来发展工商业，发展数字经济，并将重建人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意识、文明意识所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