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观察

　　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党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城乡有机融合的重要举措。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各种社会要素发生深度变革，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不断面临新命题和新要求。对此，广州应把握政治大局、厘清权责关系、系统整体筹划、立足制度目标，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具有“时代风格+地域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典范。

　　把握政治大局，瞄准着力方向，坚持建设目标不变

　　市域层级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人口资源与社会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要求社会治理强化市域层面的统筹规划作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广州作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面临着人口结构复杂、利益主体多元的治理情境。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嘱托，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建立高效协同且富有活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时代命题。一是把握政治大局，强化党的领导，充分利用党的领导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整合功能和嵌入特征，强化为民服务的工作实效，把党的领导始终贯彻至市域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环节。二是推进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入寻常百姓家，在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满足群众需求中，不断提高群众对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的概念认知、目标认同和信心决心。三是瞄准着力方向，聚焦治理短板，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核心利益问题，找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凝聚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同心圆，下沉社会治理的资源、服务与管理，有效降低市域社会治理成本，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效率，优化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厘清权责关系，强化技术赋能，保持建设动力不减

　　市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以城促乡、以点带面的中间层级，充当上级政府政策执行者以及本地域政策制定者的双重角色。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线上线下的诉求互动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治理需求越来越多，都呼唤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贡献。

　　广州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在市域社会治理领域，面临更具跨界属性和连锁反应的公共事务治理情境：不同公共事务之间彼此存在高度关联，单个公共管理事件有可能引发后续连锁反应，单一主体难以独立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治理需求，一是创新治理模式，强化技术赋能。通过数字技术和科技手段，大力强化数字化技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场景中的应用，将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入数字技术应用的多领域、全过程。二是重视互联思维，推进业务协同。强化互联网思维在移动政务中的深度融合，整合政府服务热线和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实现不同层级的政府信息系统和城市管理平台的一体运行，构建网络政务服务体系。三是厘清权责关系，形成工作合力。整合职能相近、职责交叉与协作密切的治理部门，通过智慧政务与整体协作，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确保市域社会治理建设持续推进。

　　系统整体谋划，逐步扎实推进，做到建设效果不降

　　市域社会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市域层面的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需要优化治理结构、充分利用各种治理要素，统筹协调好市域层面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协同经济与民生、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多种关系，切实保障民众权益。这要求系统整体筹划，逐步扎实推进，将市域社会治理的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

　　广州是一个快速成长的现代化城市，人口高速流动、人口居住密度偏高以及社会原子化等特征显著，稳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广州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一是发挥制度优势，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的“底层架构”，吸纳各类资源到社会治理场域当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能力、服务能力与组织能力，着力完善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二是优化资源配置，重点解决社会治理属地化管理体制带来的回应性不足、协同治理不力、服务碎片化等症结，形成相互协同、共同发力的合作局面，凝聚强大的市域社会治理向心力。三是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共治格局，狠抓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品质提升，坚持问题共治、工作联动、信息互通，切实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成效。

　　立足制度目标，积极争先创优，确保建设进度不缓

　　要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坚持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的思维，不断强化市级层面的统筹协调、资源配置以及研判决策功能，重视资源统筹、组织协同与城乡融合，强调中心城区的示范带动效应，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能力，形成市域层面的上下联动、主体互通、资源共享、组织协同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广州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展示窗口，需要立足制度目标，从顶层设计与机制运行入手，积极争先创优，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主动适应超大城市社会结构带来的新变化，持续激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的创造力和内驱力。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形成价值共识。立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顺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期待，优化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响应机制。二是强化治理能力，形成管理闭环。以“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为治理理念，关注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切实增强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发现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形成从问题排查、监督检查到责任追究的管理闭环。三是提炼建设经验、形成示范引领。重视广州优势力量的整合功能，顺应广州城市化发展方向，培育社会自主力量与市场激励机制的融合机制，有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广州模式”。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