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桌会

　　在将要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今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本期《理论周刊》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题，特邀请国内三位专家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绮珊、周裕妩、张冬梅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紧密联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迫切需要适应“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如何认识这一“历史性转移”的内涵？这种“适应”和“转变”，在您看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立群：协调是新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是全面发展，我们的现代化必须包括城市和农村。“三农”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薄弱环节，必须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现代化抓实抓好。当前，乡村振兴进入了“第二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三农”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整个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是围绕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围绕着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四化”等更高的目标来展开的，是一个更宏伟的蓝图。其中，农业的现代化是重中之重。可以看到，“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多方面重要举措，比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建设高标准农业基础设施，等等。同时，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和城镇化、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战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是紧密联系的一篇大文章。

　　罗明忠：“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将对下一阶段的“三农”政策和工作重点做出调整，政策制定和工作重点将从围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缓解相对贫困，增进民生福祉。这种“适应”和“转变”，一方面，体现在要持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适应性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要有序推进现有政策优化调整，推动“三农”工作体系平稳转型，逐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在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方面的转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看待这些年我国乡村振兴领域的创新发展？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全面”？

　　蔡保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们在新时代破解“三农”难题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一是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新要求。中央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将资源配置到农业和农村，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获得了制度保障。二是提出了发展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程度较低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未来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要靠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来实现。三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城与乡的发展不仅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还必须使之最终形成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协调发展、共生共荣的发展新格局。 

　　罗明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过程。近年来，乡村振兴领域涌现出大量有益的创新理论和实践。从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框架，到基本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再到不断落实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等，乡村振兴新格局加快构建、现代农业根基进一步巩固、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宜居乡村建设步伐加快、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等，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中国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是一项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加长期的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各个方面，包含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方面的振兴，是既要见物又要见人的全面振兴。要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面进步，全面构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发展新格局，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施的广度、深度以及难度都更高。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方位振兴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今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本月，广东省乡村振兴局挂牌。这些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张立群：难点之一就是农村总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而农业本身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受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慢于工业等非农产业。从我国当前农产品产出规模和需求满足水平看，未来农产品市场总量扩张空间有限。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农业和农村全面迈向现代化面对多方面困难。第二个百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关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重大任务的实现，现代化农业、农村的建设、约6亿农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现代化，其难度之大，显而易见。

　　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挂牌成立，表明政府高度重视协调发展，重视抓住薄弱环节，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表明在“第二个百年”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蔡保松：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方位振兴。相对于脱贫攻坚的特定对象，乡村振兴的工作目标、工作对象和工作机制都是全新的，达到了一个实现全民富裕的新高度。相较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应有统筹全局的工作机制与“点面结合”的工作抓手。国家及地方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它的成立不是国家及地方扶贫办的简单更名，而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项国家制度安排。同时，乡村振兴局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一种制度规制，其管理职能更加体系化，形成相应的省市乡村振兴职能单位，形成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工作衔接、政策衔接、队伍衔接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还面临哪些突出难题，需要把握好哪些关键方面？

　　罗明忠：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得到了全面消除。目前，不少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后仍然面临着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保障短板突出、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部分农村低收入人群面临健康不足、就业技能缺乏、家庭负担重、资源获取能力弱等约束，持续性地保障收入增长任务艰巨。绝对贫困现象消除后，相对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李克强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缩小农村居民与其他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升农民幸福感等，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面临的突出难题。

　　为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准确把握“巩固”“拓展”“振兴”以及“衔接”的内涵要求，完善落实工作体系、政策资源、富民产业、协作机制、区域空间等方面的有效衔接，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关键作用，加大高素质乡村人才的培育，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按照“共建共生共享共赢”的要求，推进城乡要素互动，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实现脱贫地区和人群的可持续发展，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蔡保松：难题主要在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工作衔接、政策衔接、队伍衔接。对此，我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解决。一是强化就业、产业、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等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持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打造优势特色“产业+科技”“产业+互联网”，发挥农业区域特色的优势，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业农村经济实力。二是推进工作衔接，把脱贫县作为乡村振兴支持重点，完善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让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三是推进政策衔接，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优化完善帮扶政策，积极谋划乡村振兴新的支持政策。四是做好机构队伍衔接，调整优化机构职能，更好发挥一线帮扶队伍作用。

　　以县域综合性改革推动农业农村质量效益型增长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十四五”时期，对于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您有何建议？

　　张立群：对于“十四五”期间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我认为还是要创造条件，让农民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既可以在农村发展，也可以在城镇发展，给他们一个更规范的自由选择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对农村儿童教育，一定要从起点上抓好，不要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要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使我们农村的人口素质能够和整个国家的进步大体同步提高，在提高过程当中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平等展现自我的机会。支撑所有这些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的建设，我认为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蔡保松：一是需要把产业留在县域的顶层设计。通过对县域经济的统筹规划，使农民在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变化中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在过去，县域金融、保险、物流等这些第三产业增殖环节都在外部，农民基本享受不到产业增殖收益。因此，要对外部资本利益开展针对性的综合改革，进行相应的县乡村三级联合的乡村建设行动，进行全域、多业态、质量效益型的市场体系建设。其中，以县为单位的全域空间生态资源开发就是这个生态经济体系在地化的主体内容，这也是农业农村从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型为质量效益型增长的重要途径，为此就需要县域综合性改革。

　　二是加强城乡两个要素市场的流动。如果能够贯彻城乡融合的政策，既支持农民进城，也帮助市民下乡创新、与农民联合创业等，可以逐步促进农村的消费升级。同时，将农村多元主体自主的合作金融、供销物流以及物业开发、康养文教等业态创新纳入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中，也是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和促进城乡经济双向循环目标实现的措施。

　　三是统筹推进三产融合提高农民收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布局县域经济，由“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进行“三产融合”运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让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增殖收益，将各级优惠政策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增加的全产业收益留在县域、村域中，农民参与其中，通过就业和投资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罗明忠：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但“三农”发展还有很大潜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农村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存在错位，导致农村消费水平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城乡居民间存在较大的“消费鸿沟”。

　　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思路和路径多样。至关重要的是，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以县域城镇化为重点，通过小城镇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大战略，依托县域经济发展，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弥合城乡间要素市场发展水平差距，构建城乡土地、人才、资金和数据等要素无障碍流通的双向渠道。同时，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建立农业全产业链，促进三产融合，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借助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带动，增强县域在农业产业链主体和特色产业集群的承载厚度，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促进要素集聚，提升农业生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而增加农户收入，切实扩大农户的有效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