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新春，要说广州城内的哪个展览里最多“牛”，恐怕要算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新张不久的“滇王与南越王”大展。

　　这个展览里，我们能看到铜立牛、铜牛头、镀锡铜牛头、立牛盖铜杯、立牛铜贮贝器、立牛铜伞盖、剽牛祭祀铜扣饰，还能看到猛虎袭牛铜枕、牛虎铜案（复制品）、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不但件件精彩，而且许多堪称国宝。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王维宣

　　古滇“牛文化”独具特色

　　这个展览为啥有这么多牛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专家介绍，滇人热衷祭祀活动，尤以剽牛最具代表性。牛在古滇人的经济、社会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牛形的纹样被滇人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在滇青铜器上，牛广泛出现于各种叙事装饰题材中，如放牧、赶集、祭祀、斗牛、剽牛、进贡等场面。此外，古代滇池区域气候温和，森林茂盛，水土丰饶，很适宜动物生长栖息，所以围捕虎鹿、猎杀奔鹿、虎牛搏斗等生猛场面就成了青铜器等器物上的常见造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活动在滇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在此次展览中都看得到。但是，牛还是最多的。有学者研究，这是滇国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如石寨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从一头牛到八头牛不等的贮贝器盖饰，牛的数量约占全部动物的30%，可见滇人有多爱牛。

　　在展览里，我们能看到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这样难得一见的珍品。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专家指出，贮贝器这种东西是云南最具特点的祭祀器物。贮贝器因出土时贮满了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而得名，主要有铜鼓形、束腰桶形和盒形三种。一些贮贝器顶部的盖上铸造了内容丰富的形象，蕴涵了大量滇人的信息，令人沉醉。其实，它们就是滇人的大型存钱罐。

　　有学者指出，古滇国器物上的牛形象都是黄牛，在滇池区域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发现水牛的形象，估计当时当地还没有饲养水牛。就黄牛来说，好像品种或者来源也不太一样，一种体形较大，额部宽广、粗壮，额前有明显凹槽，两角较长、上翘，比如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上就是这一种，有人推断它们的品种可能和现在仍在云南南部有少量存留的印度野牛有亲缘关系。还有一种黄牛在器物上出现比较少，体形较小，两角较短且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出的圆峰，可能是我国西北及中亚地区常见的“封牛”。

　　汉代滇国的畜牧业已经很发达，牲畜是当地作为贸易和贡赋与中原交流的重要物资。当地人还经常把牛头仿制在房屋的栏杆上作为财富的象征。这种对于牛的尊崇，在近现代我国西南部的许多地区仍有体现，当是古老风气的遗存。

　　与南越文化联系不少

　　这个展览将展至4月18日，由云南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主办，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协办。从这一长串知名博物馆的名字就能猜到展品之精。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专家介绍，1956年底，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被发现，印证了《史记》《汉书》中有关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证明这里是滇王及其亲属的墓地，滇文化的大幕由此打开。而广州古称蕃禺，是南越国都城之所在，南越国共历5世93年。

　　据介绍，滇国与南越国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交往。专家介绍，许多滇国文化有着鲜明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滇国青铜器上的滇人继承了古越人“椎髻文身”的传统，房屋模型扣饰形象反映了滇人居住于越式干栏建筑中。此次展览将西汉时期广州陶屋、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瓦当以及望柱等文物与滇国文物同场展示，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双方的关联。此外，铜鼓、羽人等越族特色器物或纹饰均在两地有所发现，可见滇国与南越国无论在地缘、族属还是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滇文化遗物迄今已出土上万件，以青铜器为大宗。此次展出的贮贝器、扣饰、立犬铜狼牙棒、手形銎铜戈等青铜器造型独特、装饰精巧，是艺术性和实用性高度结合的典范。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说，通常青铜器纹样以平面线刻为主，但滇国出土青铜器很多以立体化造型来呈现生活化场景，达到了中国造型艺术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