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如今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每一次“生命接力”的背后，还有一群奔走其间的“生命摆渡人”——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就是国内第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15年来，经她协调成功的遗体捐献有400多例，器官捐献300多例。哪怕是疫情期间，她也没有停下脚步。“每天都会有人打来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意味着一次重生的希望，每一次器官捐献协调都是一场生命接力赛。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责任重于泰山。”高敏说，器官捐献协调员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逝者的生命延续。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实习生 吴迪诗

　　高敏最常见的着装是一件深圳市红十字会的白T恤，外加蓝色牛仔裤。在她的办公室，始终放着一个背包，以便随时出发。她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给她打电话的，不少是有器官或遗体捐献意向的人。“首先我要谢谢您。请问您的家在哪里？多大年龄？家里人知道您的想法吗？”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高敏总是先向他们表达谢意。

　　助小伙完成“特殊的婚礼”

　　去年1月19日，高敏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名姓段的小伙焦急地告诉高敏，与他相爱多年的女友小芳（化名）因宫外孕生命垂危，而他却一直联系不上小芳的父母，情急之下只能向深圳红十字会求助。

　　接到求助后，高敏第一时间陪着小段一起去到公安局。在民警的帮助下，终于在第二天联系上了小芳的父母。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虽然经过抢救，但当小芳的父母赶到时，她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随着小芳的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告诉他们，小芳的病情已经失去了治疗价值。经过商议后，小芳的父母决定捐出女儿全部的器官，让她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小段告诉高敏，他曾答应过小芳，要娶她做新娘，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个约定。

　　去年1月26日，大年初二上午，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暴发。在做好防护措施后，高敏和医护人员帮已经脑死亡的小芳穿上了小段准备好的婚纱，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的 ICU 病房，见证了这场特殊的婚礼。当时病房里的每个人都落泪了。当天下午，在高敏的协调下，小芳的遗体被送往深圳大学医学院遗体捐赠中心，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成国内首名“生命摆渡人”

　　高敏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器官捐献是在2005年。当年8月底，她接到一个电话。“我女儿学习成绩很好，因为车祸，医生说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是她的器官都是好的，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白白离去，我想让她的器官救人，你能不能帮帮我？”电话那头，一位来自湖北的母亲哭成泪人。她想把女儿的器官捐献出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但因为当时机制不健全，联系了好几家医院，也打了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都被拒绝了。这位母亲在深圳打过工，看到过深圳街头有公益广告，于是打电话到了深圳市红十字会。

　　当时高敏是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负责接听电话。后来她协调牵线联系到了武汉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最终完成了这次捐献。这名18岁少女的肾脏救了上海两个小男孩，肝脏救了武汉的一个男孩，眼角膜在深圳让四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后来她才了解到，自己所协调的这一例是国内首例器官捐献案例。

　　一个生命落幕，却挽救了7个人的生命，这让高敏意识到了这件事的意义。2007年，她正式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志愿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到2008年，卫计委委托全国红十字总会在深圳市红十字会成立全国第一家规范的“器官捐献办公室”，高敏就成为了该办公室的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

　　15年间协调遗体捐献400多例

　　作为协调员，高敏每天都很忙，随时都有潜在的捐献者联系她，她要随时解答，因为不论对于捐献者还是移植等待者也好，双方都等不起。而器官组织捐献遵循“双盲”政策，即捐献方、受捐方对彼此信息不了解，双方也不能见面。因此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每次接到电话，也意味着高敏救人的工作开始了，她要随时准备出发。

　　而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深圳市红十字会都有联系，医生更容易发现潜在的捐献者，对每位病患的情况比较了解。当医生发现患者的情况后，会试探着和患者家属聊人体器官捐献的内容，如果家属有意向便会通知器官协调员和有关工作人员。

　　患者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必须在很短时间内马上进行手术，否则就会错过捐赠时机，所以每次接到医院的电话，高敏都必须马上行动。而在捐献过程中，协调员还要见证捐献者在手术室的整个过程，监督捐献者的遗体处理是否得当。除了协调保障器官捐献的顺利完成，协调员做得更多的是关心捐献者家庭，为他们提供贴心的帮助和服务。截至2019年3月，经过高敏协调成功的遗体捐献有405例，器官捐献300多例，眼角膜捐献近千例。

　　成功捐赠需“天时、地利、人和”

　　成为一名器官捐赠协调员15年以来，让高敏印象深刻的捐赠者实在太多。2015年1月16日，33岁的歌手姚贝娜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她实现了生前的愿望——捐赠眼角膜，让三位患者重见光明。当时医生打电话告知高敏有关姚贝娜的病情时，她感到有些意外。一是因为姚贝娜在ICU，她不能随便进去；二是她也希望姚贝娜能好起来。姚贝娜的父亲后来联系了高敏，办了捐献手续，完成了女儿的心愿。“每次回想起姚贝娜，我都会想起在电视上看过的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高敏感慨道。

　　捐献成功的案例固然欣喜，但对于失败的案例，高敏也记忆犹新。尤其是那些患者家属愿意捐献，最终却因为意外因素导致捐献没能成功的，更是让高敏扼腕叹息。“一次捐献失败，意味着另外一个等待器官的人可能失去生命。每一次捐献成功，都需要严格的条件，时机一旦错过，就会错失一次延续生命的机会。”

　　高敏说，器官捐献的协调成功率并不高，协调失败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在她看来，捐赠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捐赠不成功的案例，原因则各有各的不同。比如有的家属同意捐献，但经过检测不符合捐赠条件；有的愿意捐赠，但在办理捐赠的过程中病情恶化，来不及手术操作就走了；还有的捐赠者家属之间意见不统一，最后错过了手术时机。高敏表示，捐献一定是本着自愿、无偿的原则，在协调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同意，捐献就进行不下去。

　　肩负使命打开“生命通道”

　　高敏坦言，有的患者是幸运的，好不容易等到了合适的器官，经过手术后重获新生。她见过那种“重生”后喜悦的笑脸，所以对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她也有独到的理解。“作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的使命就是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逝者生命延续，让患者重现生机，看到一线光亮。”

　　让高敏欣慰的是，这些年，通过公交、地铁公益广告、报纸等媒体渠道的广泛宣传，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观念有所转变。“如果生命不能继续，就让生命延续其他生命，这样多好啊。”她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