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烟火

　　中国人其实是爱跳舞的，从夜店里的小年轻，到广场上的大妈大叔，都爱。

　　舞蹈是属于全人类的情感流露手段，早在中国的三代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的表演性乐舞，说明舞蹈已经产生了观赏与表演的分层。在周朝，乐舞的教化功能进一步强化，“制礼作乐”成为一种礼乐制度。这类礼仪性舞蹈，在人数、形式上都有严格的要求和限定，形成了早期所谓的“高雅艺术”。它们也受到当时活跃的学术思潮的影响，比如儒家认为，礼乐是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乐与政通”，也就是说人得懂得娱乐，才能更好地工作。道家也认为，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与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相通。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内陈列的一组东汉后期陶舞俑、陶乐俑，出土于1955年发掘的先烈路汉墓。它们有着同期陶俑普遍存在的粗率质朴的风格，但在动作和姿态的表现上还是相当到位。舞俑身着长袖宽衣和长裙，束腰，衣饰华丽，头上结三丫髻，插五簪，贴花钿，两手在身前一前一后，一正一反，作出正在舞蹈的姿态；乐俑三人，一人拨弦弹奏膝上乐器，二人在旁击掌打节拍，好像在为舞者伴奏一般。从身体语言看，动作舒展但不算夸张，显得有礼有节。

　　这些乐舞俑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些东西：广州博物馆老专家黄庆昌在其《歌舞升平 丝绸之路上的乐舞文物》一文中指出，除了陆上丝绸之路，汉代中亚传入中国的不少中亚等地的音律和乐器，其实是经由广州而来，唐代长安盛行的胡乐胡舞也有一部分是从广州传入，元代则传入“回回乐”，明清时期，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传入广州和内地。

　　黄庆昌指出，南越国仿行秦汉规制，设立专门的乐舞机构——乐府，主管民间采风和演奏事宜，“广州地区出土和传世的乐器种类有琴、瑟、铜钮钟、铜铙、石编磬、铜鼓、铜锣、羊角钮钟、筒形钟、竹笛、筑、皮鼓、十二弦乐等，管乐、弦乐、鼓乐齐备，其中有越族乐器，也有汉式乐器”。

　　而以南越乐舞为基础，别具特色的岭南乐舞文化，正是在这样融合中原和海外因素的大环境下逐渐发展的。南越民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发展到东汉时期，多元文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融会相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本地乐舞风貌。而这一组陶俑，正是难得的时代纪录。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