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敦煌情结

　　近期，广州的艺术爱好者们沉浸在幸福的“敦煌时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观者如潮，成为城市文化热点；麓湖之畔，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展出的“丝路敦煌 岭南映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因反响热烈而再度延期。一城之内，两个敦煌主题大展同时收获成功，这绝非偶然的策展巧合，更像是一场积蓄已久的文化共振。它们迫使我们去追问一个深层问题：地处南海之滨、与西北大漠遥遥相望的岭南，究竟与敦煌有着怎样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情结？

　　想要解开这个疑问，或许要从“一念敦煌”大展本身寻找线索。这场展览以其宏阔的架构和精心的设计，为观众铺就了一条通往千年敦煌的艺术之路。展览分为“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四大部分，从乐僔法师因三危山金光万道而开凿第一窟的传奇缘起，到西魏至晚唐各类洞窟所呈现的文化交融，再到常书鸿等前辈“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守护历程，最终落脚于壁画中鲜活的人间烟火与世俗生活。其展品汇集了数代美术工作者的临摹、复原之作，亮点纷呈。我们既能从中窥见早期“曹衣出水”的西域画风与“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在同一洞窟中交融互渗，也能领略隋唐时期经变画的华丽磅礴与世俗风情，更有机会近距离感受矿物颜料、截金技艺等古老工艺如何被重现。尤其是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研究性复原临摹项目，通过对“形”与“色”的复原，让观者得以直面华彩的盛唐文化艺术，这种“可入、可感”的沉浸式体验，无疑触动了岭南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向往。

　　然而，岭南与敦煌的联结，远不止于一场精彩的展览。更深层的情感，镌刻在几代岭南画家奔赴西北的采风之路上，体现在他们对敦煌艺术的潜心学习与借鉴之中。1943年，关山月先生远赴莫高窟，他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带着“古为今用”的自觉，在临摹中分析不同时代的风格流变，为岭南画学注入了雄浑博大的汉唐气象。1961年，杨之光、刘济荣、陈金章等接力西行，首次以学院派的系统方式对敦煌艺术进行研究性临摹，建立了“田野考察+传移模写+学理分析”的现代研究范式，这批成果至今仍是广州美术学院的重要教学资料。1979年，陈永锵、方楚雄、梁如洁等人续赴敦煌，承前启后。正如“丝路敦煌 岭南映像”展所梳理的，从早期对传统中国画的改良革新，到中期在学院教育中引入敦煌的材料与技法，再到当代艺术家基于文化自觉的多元化借鉴，这正是岭南画家对敦煌艺术进行现代转化的生动写照。

　　为何岭南画家会对千里之外的敦煌产生如此深刻而持续的集体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敦煌作为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明交汇枢纽的开放包容属性，与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核心宗旨形成了深层次的暗合。敦煌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多元文化体系曾在此汇流，生发出一种融合建筑、雕塑、壁画，兼具西域画风与中原笔意的伟大艺术。而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中西贸易与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岭南画派的先辈们，正是在这样的地缘文化氛围中，勇敢地选择了中西绘画融合之路。关山月在莫高窟临摹时，或许正是在那些线条与色彩间，看到了与文人画截然不同的、充满原创生命力与民间气息的“交融之美”，这种美，恰恰与岭南画派打破陈规、直面现实的艺术追求遥相呼应。

　　因此，敦煌展览在广州的火热，绝非一种简单的“文化猎奇”，而是文化共通与文化自信的共同使然。它是敦煌艺术对岭南画家长达近一个世纪滋养后，本地观众基于理解与认同的情感投射；也是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基因，对同样具有博大交融气质的敦煌艺术的自然亲近。这种亲近，在今天已远超绘画的界限，滋生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融合。在展览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粤剧程式中融入了飞天的飘逸身姿，岭南插花艺术借用了壁画中供养花束的形态，甚至传统服饰设计也从敦煌纹样中提取灵感，更不用说以数字艺术和剧场化交互体验为媒介的当代表达。敦煌，已从一个遥远的西北文化符号，内化为岭南文艺创作的一种活态资源，激发着这片土地上蓬勃的艺术创造力。

　　一条是万里驼铃丝绸路，一条是千里浪涌海上丝路。当“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与“海舶云集”的广州，因艺术而跨越时空、心手相连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更宏大的中华文明图景：它既有大陆文明的厚重深邃，亦有海洋文明的开放进取，而其生生不息的奥秘，正在于这种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伟大传统。岭南的敦煌情结，归根结底，是这同一宏大传统下，两个具有相似文化胸襟的地域之间，一种深切的惺惺相惜与历史回响。

　　（作者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