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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岭南 敦煌映像系列访谈1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运成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从莫高窟掠走大量珍贵文物，敦煌自此逐渐为世人所知。
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秋，画家李丁陇携一名学生抵达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壁画长达八个月，并于1940年再度前往。李丁陇是史料记载中最早从事敦煌壁画临摹的画家。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以大画家张大千为先导，大批艺术家千里迢迢奔赴西部。经过他们的研究与整理，沉寂千年的敦煌壁画艺术惊现于世。随后，常书鸿、赵望云、关山月等艺术家对敦煌艺术的临摹与学习，为当时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对新国画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至今日，敦煌壁画依然是一座独具魅力的艺术高峰。
岭南地区对敦煌壁画的关注由来已久。岭南艺术家很早就远赴敦煌“取经”，一代代艺术家以自身的感悟与西北敦煌结下了深厚渊源。
1943年，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与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人远赴西北旅行写生，沿河西走廊抵达甘肃敦煌，创作了大量速写并临摹壁画80余幅。此行开拓了他的胸襟与眼界，使其人物画创作逐渐走出早期岭南传统，开始建立个人风格，成为其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关山月有意识地将敦煌艺术的表现手法融入创作，在绘画语言与形式表达上展开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在敦煌期间，他们受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常书鸿的热情接待。关山月每日早早携带画具进入洞窟，依靠妻子李小平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临摹。敦煌艺术宏大的气魄、雄浑的线条与瑰丽的色彩，极大地震撼并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弥补了岭南画派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与北方雄浑气象上的不足，也为其日后与傅抱石合作巨作《江山如此多娇》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曾感慨：“从敦煌出来，我的画风为之一变。”
目前，关山月82幅敦煌临画收藏于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收录于《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一书中。这些作品基本体现了不同时期敦煌壁画的特点，题材与画法多样，多选取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内容，反映出他对敦煌壁画的价值判断与个人理解。
岭南画派另一重要画家黎雄才，于1943年经韶关取道桂林入川，后转赴西安、兰州、敦煌，再进入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等地旅行写生并举办画展，其间（1947年）造访敦煌，在莫高窟榆林窟附近积累了大量写生稿。敦煌壁画，尤其是唐代山水画中雄强概括的线条与浓郁厚重的色彩感，对他启发深远，融入其日后的山水创作，为原本秀润灵巧的岭南画风增添了磅礴雄浑之气。
1978年秋，黎雄才与关山月在青海写生途中重访敦煌莫高窟，同行的还有作家刘白羽（相关事迹记载于刘白羽《敦煌秋日》一文）。他们登临鸣沙山，观摩莫高窟，并西出阳关。此后，畅游长江三峡并沿途写生。关山月依据此次写生，接连创作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一批表现江峡风景的重要作品。
20世纪40年代末，岭南画派人物画家杨之光正师从高剑父，曾与同学萌发赴敦煌探宝的念头，却因北上交通阻隔未能成行。
广州美术学院自湖北迁至广州后，院长胡一川曾许下心愿：每年派一批教师赴敦煌考察临摹，向传统学习。
1961年7月，广州美术学院教师杨之光提出“到敦煌去学习临摹”的倡议，得到校方支持。1961年8月5日，由国画系、雕塑系、油画系的刘济荣、杨之光、陈金章、尹国良、冯玉琪、黄渭渔、胡钜湛、吉梅文、林凤青等青年教师组成的10人团队前往敦煌莫高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考察。考察团队遍览480个洞窟，临摹了一批敦煌艺术珍品。返校后，学院举办了专题报告会与临摹作品展。杨之光受敦煌壁画启发，逐步形成其没骨人物画法，从他临摹的329窟《西方净土变中的独舞者》中，可见敦煌艺术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他的临摹作品后收录于《敦煌壁画之传神·杨之光临摹》。
1965年，广州美术学院教师梁世雄、刘济荣与姚耕云、杜英信、牛文、李焕民、其加达瓦共七位画家，受文化部委派随中央代表团赴西藏访问。在历时四个多月深入生活后，他们返京途经敦煌，观摩并临摹了当地壁画。这是刘济荣第二次赴敦煌考察。他回忆道：“1966年由拉萨坐汽车回敦煌，需七天七夜，晚上住公路道班，冰天雪地，靠火墙取暖……沿路常见军民护路的情景，十分感人。”1972年，刘济荣应全国美展之需，以此段经历创作了《昆仑道班》，描绘出风雪中护路队保障青藏线通行的感人场景。
1979年，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尚涛带队，谭荫甜、鸥洋、方楚雄、罗明深、陈永锵、梁如洁、侯瑾辉、吴信坤、阳云等师生再次赴敦煌临摹学习。其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亦到访敦煌，并以线描淡彩的方式临摹壁画，现存其敦煌题材作品多标注创作时间为1979年。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如史国良等人也在敦煌临摹，双方曾合影留念。
1981年，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洪植煌随湖南省美协画家赴敦煌，临摹壁画原作并完成大量速写。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美术学院杨之光教授三个人物画研究生黄小敏、王大鹏、孙小波，按教学要求去敦煌学习研究，一起同行的有杨诘苍以及杨之光的女儿杨红。
1986年，76岁的胡一川赴甘肃、新疆等地写生，创作了《敦煌莫高窟》《西魏彩塑像》《塞外驼铃》等油画作品。
岭南前辈对敦煌的挚爱，也深深影响了后辈学人。此后，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陆续前往敦煌考察。例如陈侗曾带领毕业班学生常住敦煌石窟旁的招待所进行创作，学生凭学生证可参观百余座重要洞窟。广州美术学院成立的壁画工作室后，在陈文光、陈舒舒、颜景亮等教师的主持下，几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赴敦煌学习。壁画教学注重文脉梳理及其与当代的关联，贯穿敦煌艺术精神，强调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与拓展国际视野。敦煌艺术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一代代岭南艺术家。
在敦煌美术学术研究活动方面，岭南地区同样保持着极大的热情。2010年，由广州美术学院、敦煌研究院主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承办的“东方色彩·中国意象——中国岩彩画之学术理想”展览，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五彩清音——广州·中国岩彩画邀请展”“河汉星辉——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学生及敦煌美术研究所岩彩画作品展”及“敦煌循迹——敦煌美术研究所临摹复制敦煌壁画展”三个篇章。此次学术活动由时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见教授担任总策划，并被列入中国美术家协会2010年中国美术大事记。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诸多待解课题。如果说敦煌学侧重于历史文献研究，那么“敦煌美术学”则以丝绸之路的图像遗存为研究对象。2014年，王见教授开始招收敦煌美术学方向的研究生，要求学生长期在敦煌及周边地区学习考察，培养了一批具备敦煌美术学养，并能以其精神进行创作的青年人才。
2015年，广州美术学院启动“敦煌美术学——中国古代壁画（西部）考察”活动，以摄影、文字记录、写生、临摹、拓片采集与学术研讨等方式，对中国西部古代壁画展开了全面考察。
除广州美术学院对敦煌美术的关注外，潮州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1954年，他在剑桥首次接触敦煌经卷，随后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出版《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并与法国汉学家合著《敦煌曲》，开创了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河。1978年，其著作《敦煌白画》专门研究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敦煌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饶宗颐的书画创作亦汲取敦煌艺术养分，创立“西北宗山水画”，将西北苍茫风光表现得淋漓尽致。1980年，他在中山大学学者曾宪通的陪同下首次考察敦煌莫高窟，此后又多次到访，并募集资金支持敦煌遗产保护工作。2000年，他荣获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颁发的“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
岭南艺术家的敦煌考察，其意义远超个人采风：他们的临摹工作是对敦煌艺术的抢救性记录与保护，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他们将敦煌雄浑、博大的审美特质与岭南画派清新、灵动的风格相融合，丰富并发展了岭南画派的内核，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同时，这也是一次持续跨越时空的南北艺术对话，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整体发展。
因此，岭南艺术家的敦煌考察经历，是研究其个人艺术演变、岭南画派发展乃至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这场跨越南北的艺术奔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临摹采风，化作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雄浑与灵秀的交融。敦煌壁画里的千年笔墨，不仅为岭南画坛注入了磅礴的西北气象，更让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理念有了更深邃的传统根基。
2026年1月30日至3月31日，由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策划和主办的“丝路岭南 敦煌映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2号馆举行。观众既能看到敦煌壁画的雄浑底色，也能捕捉到岭南画派的清新意韵——那些飞天的飘带里，藏着岭南山水的灵秀；那些经变画的厚重色块中，融进了南国风物的鲜活。这场展览，既是对岭南前辈艺术家西行取经之路的回望与梳理，更是一次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探索与呈现，生动展现了岭南艺术多元融合的探索。
为此，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方楚雄、梁如洁、谢晓冰、颜景亮等艺术家，以亲历者视角呈现岭南艺术家“叩首敦煌、仰望传统”的艺术历程，为当下的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份跨越时空的启示。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方楚雄专访
方楚雄：敦煌的学习经历对我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广州日报：方老师，您当年第一次到敦煌考察学习的情况是怎样的？
方楚雄：1979年秋，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组织了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前往敦煌考察临摹。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学习提升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想为学院保留一些敦煌壁画作为教学的范本。当时参加的教师有尚涛、谭荫甜等，我那时刚刚留校任教。研究生则有陈永锵、阳云、梁如洁等。我们在敦煌停留了大约有半个月。之后还去了永乐宫临摹壁画，参观了龙门石窟。整个考察行程非常充实而丰富。
当时敦煌洞窟管理还比较宽松，很多洞窟没有装门，我们可以直接带着画具随意进去临摹。每天一早，我们就带着馒头和画具进入洞窟，直接用毛笔对临，直到下午四五点左右，阳光照不进洞内，光线太暗才陆续离开。虽然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临摹全是趴在地上完成的。但当时我们都充满激情，如饥似渴，真没感觉累。
我们在敦煌期间，刚好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夫妇也去敦煌考察。平山郁夫主要在洞窟内观摩，他夫人负责拍照，偶尔也会勾画一些线描，他画了大量的敦煌外景的写生作品，可见他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当时中央美院第一届人物班研究生，就是谢志高、史国良他们那个班也同时在敦煌临摹。
广州日报：还记得第一次踏入莫高窟时的感受吗？壁画给您带来的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是什么？
方楚雄：第一次看到如此大型的壁画，每个洞窟四面还有天顶，铺天盖地，确实很震撼。比如北魏时期的作品，造型粗犷，笔法豪放，色彩浓烈。那些夸张的造型和强劲的线条让我印象很深。唐代的壁画则非常丰富、富丽堂皇，造型也十分优美。另一个深刻的感受是，进入洞窟后，四周包括天顶都布满壁画，那种整体的氛围非常神秘而神圣，深深打动了我。
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去临摹学习，有人选局部，有人从整幅画中选取一个局部再扩展成完整作品。壁画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提取、发挥。所以大家临摹回来的作品各不相同，非常丰富。当时重要的洞窟基本都走遍了。
广州日报：敦煌壁画丰富的艺术元素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方楚雄：敦煌壁画最打动我的，一是造型，二是色彩。壁画中的人物变形非常生动而且很美，不完全写实，充满想象力。色彩非常丰富而强烈。尤其是历经岁月后形成的剥落、风化效果，那种斑驳的质感非常协调，整体色彩温润和谐，没有“火气”。我们临摹时也尽量追求这种古老壁画上原汁原味的斑驳效果，如果画成它最初崭新的效果，反而会失去其艺术性。
广州日报：您认为，对于身处岭南的艺术家而言，学习远在西北的敦煌艺术，其独特价值在哪里？能否帮助我们跳出地域风格的局限，获得更宏大的艺术视野？
方楚雄：岭南艺术风格比较清新、细腻，注重细节与变化。而北方艺术则更具苍茫、雄浑之气。去北方学习，确实能开阔视野。包括早年我和陈永锵去京、津拜访名师，的确开阔了视野，拓展了胸襟。岭南与北方的审美追求存在地域差异，吸收北方的艺术养分，可以丰富我们自身的人文修养，使作品更加丰厚、饱满。这一点非常重要。
广州日报：敦煌的学习经历，在您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方楚雄：敦煌的经历对我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构图的饱满充实、色彩的斑斓绚丽，以及审美取向上都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同时，这段经历也使我在艺术上受到了很多感悟和启发，艺术表现更加丰富而多样。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有机会去敦煌的年轻画家，您认为他们应该带着怎样的问题和心态去学习，才能避免走马观花，真正从中获益？
方楚雄：现在去敦煌参观的人确实太多了。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现在每天只能给你参观四五个洞窟，而且有讲解员陪同，每个洞也只能停留几分钟就有下一批观众。根本不可能给你临摹。虽然现在的印刷品很多，学习也很方便，但亲身体验敦煌的氛围和艺术的感染力仍然非常重要。我建议年轻人去之前要多思考：如何从敦煌艺术中吸收养分？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如何从中寻找自己需要的部分。敦煌艺术太丰富了，即使是追求现代、当代风格的艺术创作者，也能从中找到灵感和营养。
广州日报：敦煌壁画历经千年形成了绚烂无比的色彩体系，如土红、石青、石绿、金箔的运用，您如何看待它与中国水墨的关系？
方楚雄：以矿物色为主要材质的岩彩画是我们传统绘画中非常优秀的一种表现形式，色彩厚重而纯粹，装饰性、覆盖力强。它和我们常见的水墨画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一种是以透明的水色和墨的运用为主要特点，借助笔墨纸来表现意象和意境，设色清新雅致，一种是带有平面性、装饰美的矿物色。两者都是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都应该得到发展。作为艺术家，在水墨与重彩这两条路上都可以继续探索，在创新发展的同时，始终守护着传统的优点，保持民族底蕴和艺术个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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