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暴力伤医，有何良方？

　　法学茶座对话

　　近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暴力伤医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20年，我国首部卫生健康“基本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然而，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仍不时发生。面对暴力伤医，如何在立法层面与管理预防上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此助力营造和谐有序的良好医疗环境，是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吕群蓉教授。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陈文杰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暴力伤医行为背后有哪些共通点？

　　吕群蓉：一是暴力伤医事件的施暴主体呈现多样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比如，施暴者既可能是患者本人，也可能是患者家属或者与患者有关联之人，甚至可能与涉事医院、医务人员没有任何关联。例如，在近期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中，肇事者没有明确的就诊历史或医疗纠纷记录，其作案动机尚未明了。这表明，暴力伤医行为还可能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二是医患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及沟通不畅。这也是当前引起医疗纠纷，甚至导致暴力伤医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实中，在以医生为主导的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下，患者与医生交流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常常容易产生误解。特别是当患者对诊疗结果不满意时，若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解决机制，这些误解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冲突，导致“小事化大”。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当前有些医疗纠纷调解机制未能起到“和事佬”作用？

　　吕群蓉：现行的医疗纠纷调解与仲裁机构未能有效运行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医院缺乏合法的调解资质，使得司法部门无法确认其调解文书，从而引发关于调解协议实质性判决力及执行基础等争议。另一方面，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组织结构和职责配置上的不足，缺乏法定的调解程序，限制了其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有效性与权威性，进而影响了医疗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信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通过改善制度环境，进一步减少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

　　吕群蓉：降低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的关键之一，在于缓解医患冲突并增强双方信任。从立法层面确立和实施医方“保护道歉”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策略。现实中，医疗道歉如果包含对医方不利的事实，有可能会被视作诉讼外自认或诉讼自认，进而产生相关争议。不少医疗机构出于对“道歉=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担心，从而对道歉持保留态度。

　　因此，不妨通过立法确认并实施保护医疗道歉规则，排除这些道歉作为诉讼证据的可能性。比如，香港的《道歉条例》，目的在于“提倡和鼓励作出道歉，以期防止争端恶化，促进和睦排解争端”，其中规定道歉原则上不能用于对道歉者的不利证据，除非在没有其他证据等特殊情形下，在顾及公共利益或公正原则的基础上酌情处理。这不仅能解除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道歉的后顾之忧，还有助于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进而降低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的风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除立法司法力量外，医院是否可以在优化内部管理上，降低暴力伤医的风险？

　　吕群蓉：一方面，推进医院数字化管理转型。比如，推进智慧医疗一体化建设，建立完善的医疗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利用数据分析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以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逐步提升患者就医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对高风险环节进行科学预测，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此外，根据数据预测结果，还可以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如加强安保力量、改善医患沟通、提供心理支持等综合措施，多措并举，为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一个更和谐的医疗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