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多个版本的“崔莺莺与张生”

　　“说实话，看着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某些场景真的展现在眼前，就是震撼吧。”在“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现场，观众黄女士言语间带着感慨。

　　作为广东省博物馆文学经典系列的原创大展，近日开幕的“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展览立足于广东省博物馆馆藏，联合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13家文博单位，遴选文物精品320件，多维度展示《西厢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期至2024年2月25日。

　　对于从白纸黑字、绣本画书以及舞台和屏幕之上领略过张生和崔莺莺动人爱情的人们来说，那段浪漫故事“平移”到今天的博物馆里，感觉可能会完全不同。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

　　看王实甫何时成为知名人物

　　《西厢记》作为元曲的不朽典范，被誉为“天下至文”“千古绝技”，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其魅力跨越时空而意蕴绵长。崔莺莺与张生冲破封建礼教，追求以“情”为基础的婚恋自由是典型的中国式爱情故事。“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则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永恒话题。

　　和许多文学名著一样，《西厢记》今天被普遍接受的版本并非其最早的样子。在唐代元稹所著的《莺莺传》里，两位主角最终以离异收场。展览中展出的明代归昌世行书《崔莺莺传》所录的，就是元稹《莺莺传》全文。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在品味书法的同时，了解一下这个结局不同的故事。此外，清代叶逋《西厢记》图册共十二图，每图之后，分别录《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曲文，展现了画家对西厢故事历代演变的关注。

　　那么，打造了这部享誉天下的戏曲名作的王实甫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知名人物的呢？展览中展出的《录鬼簿》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这部著作由元代钟嗣成撰，是历史上第一部为曲家立传的著作。书中名“鬼”者，实为曲家。书中记录了自金代末年到元朝中期的杂剧、散曲作家152人，著录杂剧458种。其中王实甫著作14种，当中就有《西厢记》。

　　看古代大师如何“加工”《西厢记》

　　王实甫描摹出的这个异彩纷呈的故事，不仅成为普罗大众所爱的经典，在文化人士当中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展览中展出了清代人仿仇英、文徵明《西厢记》图册,精雅的画风配上文字，别有一番情趣。

　　《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为明崇祯刻本,卷首冠单面“双文小像”，插图双面连式5幅，描绘《西厢记》最为关键的情节：目成、解围、窥柬、惊梦、缄愁，画面紧扣剧情，构图精妙，笔法造型成熟，是一代名手陈洪绶的版画代表作。其中“窥柬”一图最为精彩：读柬的莺莺喜中带羞、仪态可人；偷看的红娘更是天真烂漫、稚趣十足；而作为背景的屏风则充分展示了陈洪绶在花鸟画方面的功力。整幅画面构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有机整体，是中国古代版画的经典之作。

　　而在手工艺品当中，描绘《西厢记》场景的就更多了。其中清铜胎画珐琅“锦字传情”图盘，盘内绘《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锦字传情”中的故事情节，莺莺命红娘看望生病的张生，红娘为张生传递书简；清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图大笔筒，外腹部绘五彩开光《西厢记》人物故事图两幅，分别是“乘夜逾墙”和“堂前巧辩”……不同的器物选择了多个不同的剧中片段，可见大家对这部佳作有多么的喜欢。

　　把戏剧结构引入展览结构

　　据广东省博物馆馆方介绍，此次展览在结构设计和空间安排上也别出心裁：依托西厢故事和西厢文物，借用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叙事结构与文学范式，以“楔子”引入后，通过“杂剧何谓”“西厢何解”“情为何物”“曲短情长”四折内容讲述，将展览主题与展览叙事有机结合。

　　展览形式设计采用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理念，以《西厢记》版画中曲折的围墙和门窗作为空间隔断和设计灵感，表现故事的迂回曲折，情感与礼教的冲突。同时，根据展览内容加入当代装置作品、多媒体、互动游戏等手段，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发掘“情”的当代表达。

　　《西厢记》源自《莺莺传》

　　最早不是大团圆结局

　　作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最终定型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样子之前，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几位主要人物，如崔莺莺、张生、红娘等的人物形象、剧中作用等，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西厢记》最早不叫“西厢记”，故事原型源自唐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传》因录有《会真诗三十韵》，故又称《会真记》。在这部唐传奇里，崔莺莺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与张生相好，但张生在功成名就之后竟然滞留京城不归，面对崔莺莺寄给他的信物不加理睬。两人从情投意合到不再相见，表现的不仅仅是张生“始乱终弃”的不忠行为，也折射出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及深深的无力感。

　　由于《莺莺传》中描述的事情与元稹的经历比较吻合，一些人认为它是元稹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不过后来很多研究者也指出这种看法中的不当之处。

　　大致生活于金中叶章宗时期的董解元，生平并无可考。据《录鬼簿》等记载，加上书中的几支自述曲，可以推测他是一位精通唐代传奇、宋代词和民间诸宫调、文学修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在他手中，《莺莺传》演变而成《西厢记诸宫调》，全书气氛亦为之一变，在这里，张生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为了崔莺莺，他敢爱敢恨，写信求助退贼，保全了崔莺莺一家。最终他也在高中功名之后回到崔莺莺身边，做到了有始有终。而崔莺莺呢，也从《莺莺传》中虽然叛逆但无法摆脱悲惨命运的形象，变得更加主动地去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恋爱自由，追求对外部世界的渴望。

　　所以，《西厢记诸宫调》是西厢记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可说是一个“大转折”。董解元以反抗封建礼教的胆识与卓越的才华，为后来人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正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伟大的戏剧家王实甫以“情”字贯穿全本，讲述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书中的张生面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奋起反抗，才华横溢，用情至深。崔莺莺为了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礼教，且最终获得成功。这种结局不但是作者的用心安排，也体现出当时时代心理的众望所归。

　　而红娘的转变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从《莺莺传》中似乎可有可无、戏份不多的寻常婢女，到《西厢记诸宫调》中成为崔张二人最重要帮手，再到《西厢记》中全力促成崔张爱情的“军师”型人物，她的形象已经摆脱了传统侍女的局限，成为书中另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带着侠义精神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