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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要严防部分医疗管理者搞监管变通甚至是监管博弈，导致出现成本转嫁、风险转移甚至是责任甩锅，最终伤害患者和一线医务人员权益。”健康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健康国策2050”创办人梁嘉琳昨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谈道：“要认识到，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在‘医院-科室’‘科室-医生’之间设置两道防火墙，防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及其相关经济指标从医疗机构摊派考核到业务科室，甚至摊派考核到医生个人。绝不能让一线医生从‘医学人’异化为‘经济人’，绝不能逼迫医生在过度医疗、医疗不足之间‘走极端’‘翻烙饼’。”
梁嘉琳介绍，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总额控制协议的并不是医生或患者个人，而是定点医疗机构这一法人机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为了确保医院的“医保结余”更高，一些医院不顾“有赚有赔”的经济运营规律，不合理地制定了“每一个疾病分组都不允许医保亏损”的绩效目标，甚至依托第三方信息化/大数据厂商将医生变成“困在系统里的人”，如此一来，对一些本来就住院周期长、高价药品和耗材用量大的专科，医生要想实现“医保结余”往往是不可承受之重，少数医生不得不因此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推诿患者，如：择期手术、处方外转、向上转诊等。
梁嘉琳表示：“考核方案一定要科学，不能因为一个科室或者某一个医生团队出现了DRG病组的亏损，就对他进行通报批评、内部排名，更不能对他们扣罚绩效工资甚至进行其他处罚。这是医院管理层与医生之间的第一道‘防火墙’。”
他认为，在医生与患者之间，也有一道“防火墙”。“医生的决策只能基于患者临床疗效与总体健康获益，而不能基于医保总额控制指标。基于公民健康权的公平性原则，医生不能对医保病人与非医保病人区别对待，不能对医保报销范围内和范围外的诊疗项目区别对待。因此，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一线医务人员回归到自己的诊疗本业，而不至于把医生逼成了‘会计’。同时要明确：无论是医改前医院给医生摊派创收指标，还是医改后医院给医生摊派控费指标都不行。”
梁嘉琳表示，医院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如减少高值医用耗材的浪费，在人事改革中挤出关系户等，把更多的成本用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而不是行政口；通过大数据赋能提高诊疗效率，把一些患者及时往基层转，提高床位周转率等来实现控制成本的效果。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冯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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