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6月16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研讨会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指导，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革命纪念馆、宣传文化系统等方面代表160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功绩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国共合作政策，推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新局面。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依然是当前需要不断探讨思索的重要课题。

　　与会专家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围绕中共三大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三大与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三大与党的建设等主题，大量挖掘运用原始文献，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研讨交流中共三大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文杰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苏俊杰

　　全面准确认识中共三大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李忠杰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广东是中西文明最早接触、碰撞、交融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共三大在这里召开并非偶然。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历次党代会都各有特点和特殊意义。对于中共三大的历史特点和独特贡献，通常主要关注的是推动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从大历史观和大党史观来看，对其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可以进一步深化。

　　一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实现了革命任务、目标和战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之所以能实现国共合作、形成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两大主要矛盾，决定了1949年之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主张。到中共二大，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之后的中共三大进一步实现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停留在对未来世界的描述上，而是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仅为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开创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先河，并逐步发展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中共二大首次提出的，随后就遇到了国共两党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等问题。中共三大确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虽然后来遇到曲折甚至一度失败，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统一战线成为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之一，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时至今日，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但统一战线的作用更加重要，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是推动国民革命掀起高潮，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扩大了党的影响。1923年8月，中共三大结束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末尾写了三句口号，前两句是：“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这正是中共二大确定的党的最低纲领；第三句是：“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后面连用了三个感叹号。这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中共三大的主要内容，概括了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共三大之后，大革命掀起高潮，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基地，北伐从广东出发，工农运动也推向了新的阶段。虽然后来大革命遭到失败，但其贡献、影响和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巨大和深远的。

　　四是在党的建设上取得积极的成果，作出了特定的贡献。如对于国共合作，党内意见是不统一的，为作出正确决策，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开会。通过党代会来研究问题，统一思想。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讨论，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时还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张国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种在党代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当时难能可贵。此外，中共三大首次修订党的章程，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些成绩和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

　　五是创造了时势和平台，造就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和后来的领袖人物。中共三大之后，我们党早期的领袖人物得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在国民党里担任要职，参与各地的革命活动和领导工作。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

　　中共三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

　　柳建辉 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教授

　　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艰难奋斗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恰逢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当我们从伟大建党精神的视角回顾中共三大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时，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更显突出，在孕育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三大是我党创建期与伟大建党精神孕育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共三大作为党从创建时期转入革命斗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既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形塑自己独特的建党精神的关键期。中共三大的革命探索不仅蕴涵着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而且本身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仰信念、初心使命、政治品格、政治本色等方面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涵，彰显出伟大建党精神鲜活的政治生命力。中共三大重申了党的革命任务，初步创立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初步开创了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奠定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壮大，战胜各种重大困难和风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持，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是对其精神内涵的进一步深化。

　　中共三大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贡献蕴含着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中共三大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讨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相关议题，首次确定了国共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国民革命相关决议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内涵，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实质同宗同源，共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归宿。

　　新时代要结合新的使命任务，进一步传承好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谋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空间维度的延展、革命舞台的扩大而形成的动态概念。它已深深融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血脉和灵魂中，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信仰。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本身就是一个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精神之间相通相融、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其核心理念具有一致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升华发展。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远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对传承红色基因、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准确把握中共三大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立足广州超大城市的实际特点，巩固拓展大统战工作格局，健全完善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推动统战工作融入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全党工作，大家共同来做”的生动局面。

　　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作用

　　李 蓉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中共三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最为重要，影响极为深远。

　　一是会议提高和统一了全党对国共合作的思想认识。中共二大虽然确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两党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直到中共三大召开，才统一了全党认识。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共三大形成统一认识，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进行民主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的阵营和力量。

　　二是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了更好贯彻中共三大决议，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从那以后，党加强了自身建设，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党组织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925年召开中共四大前，党员发展至近千人，比中共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到1927年召开中共五大时，党员已经发展到57967人。党的队伍得到空前的发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三是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共三大使全党按国共合作的方针采取统一的行动，从而加快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提供强大的动力，主要体现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创办黄埔军校、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以及进行两次东征、北伐等，促进了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四是开始积累统一战线工作的宝贵经验。由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为基础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和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第一次合作，为促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写下了辉煌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倡导民主的联合战线方面取得的成绩，在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开始积累统一战线的经验。

　　中共三大的历史熠熠生辉，启迪后人：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因团结而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通过回顾中共三大的光荣历史和重大作用，我们要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地汇聚中华民族的一切智慧和力量，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共三大与建构中共党史的民族复兴新叙事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可以说是联结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为我们解读党的历史、解读中共三大提供了高远的站位和宏阔的视野，也为建构党史的民族复兴新叙事提供了启发和遵循。

　　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的历史叙事主要有两种，一是革命史叙事，二是现代化叙事。革命史叙事聚焦于以政治为重心的社会变迁，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理念，重视和凸显历史的改变与转折、断裂与重塑；现代化叙事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为核心理念，重视社会现代性的萌生、发展和持续、延续。两种历史叙事视角不同、各有侧重，可以起到历史认知上的互补作用。立足新时代，民族复兴叙事可以充分吸收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以及其他历史叙事之长，在综合、融合、创新中增添一个立意更宏远、内容更丰富、时代认知更鲜明的历史叙事维度。

　　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第三个历史决议，展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贡献。和中共三大联系最密切的是，党领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何为根本社会条件？主要是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飞跃”：从被视为“东亚病夫”到站立起来，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民族独立这个历史任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自觉地联系在一起，中共三大实现了党由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革命战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号召与实践在中共三大后逐步汇聚为时代洪流。

　　中国共产党给传统农民带来了政治启蒙，中共三大通过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开始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识不断深化，对农民和农村的现代政治启蒙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对于人民解放至关重要。中共三大决定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置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几大民众运动委员会，指导民众运动。在日后的实践中，党通过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把组织系统深入到农村，把中国老百姓组织起来了。

　　总书记深刻总结并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我们思考大革命、中共三大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时代的站位。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还有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一面，必须重视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接续、传承，而不是告别、断裂。具体到广东，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如何赋予岭南文化以现代力量，岭南文化如何赋予大革命以历史底蕴、文化底蕴，它们之间怎样契合与相互成就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双方谋求合作的互动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两党基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为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建立的合作。为了实现两党合作，国共双方各自做了转向的工作，包括政策调整、实践探索等，这是一个相向而行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其中，国共两党有过三次互动。

　　第一次互动是在西湖会议顺利召开之后。该会议召开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最重要的决定是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建立合作。会后，李大钊到上海向孙中山说明西湖会议的决定。孙中山很快作出积极回应：一是欢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率先加入了国民党，接着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等也加入了国民党。二是决定“改进”国民党。孙中山于9月4日召开国民党“改进”会议，6日指定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改进”的工作，担任“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互动中，中共方面主动调整了一个月前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外联合）的决定，党的高层干部率先参加了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合作意向予以积极回应，孙中山不顾反对声音，毅然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第二次互动是1923年春夏。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返抵广州，重设大元帅大本营。随后陈独秀到达广州，与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政策”问题。这是两党最高领导人谋求合作的再次互动。4月10日，陈独秀、谭平山被任命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陈独秀、谭平山率先加入孙中山的执政团队。4月底，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广州。这是国共两党进一步靠拢的显示。中共三大，正是基于这一条件而在广州筹备并召开的。

　　第三次互动是1923年秋冬。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国民党将“改进”推向“改组”。孙中山成立了由廖仲恺、李大钊等参加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并成立了由共产党员谭平山任书记和组织员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改进”推向“改组”，是国民党的革新从思想、政治层面，推进至组织层面的体现。二是国民党改组“试验”落地于广州，使广州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发地和试验田”。所谓改组“试验”，就是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党内合作”的前提下，国民党方面解决共产党员如何加入国民党、如何到国民党中工作的实际问题，探讨在组织上要采取哪些相应变革的试验。

　　从三次互动可以看出，中共对“党内合作”，经历了从反对到部分接受，再到完全接受的转变。这里有服从共产国际指示、尊重孙中山意愿的因素，但足以说明：共产党人面向实际，顾全大局，善于为适应现实需要而做出变通，这是中共真诚谋求与国民党合作的体现。

　　中共三大对党的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黄振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原副会长

　　中共三大不仅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共三大第一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任务，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进行世界社会革命，必须要造就和锻炼全党的觉悟力、统一力，才能完成这个目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这一任务具有深邃的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三点：一是明确了革命目标，二是要锻炼“觉悟力”，三是要锻炼“统一力”。特别是，中共三大首次修订了党的章程，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含有这“四个服从”的规定，对党的政治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共三大从即将实现的国共合作的现实出发，向全党发出警示：在社会活动和宣传上，要坚守共产党的战斗姿态和革命旗帜，“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要推动国民党宣传发动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从政治思想上，为党、团员打上了一针清醒剂。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三大的创造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就及时规定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这是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组织建设。二是在会议通过的修正章程中，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首次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三是严肃党的纪律，作出六条严格规定，凡违犯其中之一者，必须开除党籍。四是修正章程对党员入党、组织设置、会议制度、缴纳党费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此外，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也对中央的核心领导、职权范围、会议制度、财务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立了规矩，打下基础。

　　在作风建设方面，中共三大虽然是在党刚建立两年时召开的，却开启了一代新风。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而论，会议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从密切联系群众的角度而论，会议所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都与广大群众的命运密切相关，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角度而论，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虽然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党的七大才作了完整的概括、提出完整的概念，但在中共三大已具雏形，可谓为“三大作风”之发轫。从总体而言，中共三大能具有这种创新意识和重要成果，确实为党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广州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

　　莫岳云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中共三大是党代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以统一战线为中心议题的会议，其所确立的国共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不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更成为我们党日后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由于历史的机缘，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

　　作为统一战线发源地，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统一战线政策最先提出；统一战线最先建立；所建立的统一战线对全国产生实质性的辐射和推动作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发源地。广州依次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首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党的政策，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作出“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建立统一战线的决策，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其次，国民党一大即国民党改组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组织，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再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大本营，也成为了民主革命策源地，全国革命力量汇聚广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回眸中共三大 传承弘扬广州红色文化

　　黄小晶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从历史价值看，中共三大促进国共两党共同扛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三大决定的国共“党内合作”策略，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局面和国共两党的状况，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设了政治基础。

　　从时代价值看，中共三大确立的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至今持续焕发凝聚磅礴力量的重要作用；党总结和发扬了中共三大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维系党的政治生命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从文化价值看，中共三大及其前后开展的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活动，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载体。

　　当前，一是要用好近年已完成的全市党史旧（遗）址普查成果，在巩固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继续加强红色革命遗址修缮和改造提升，有针对性地持续推动抢救和保护等工作。二是要依托红色革命遗址和专业场馆继续打造党史教育基地，使其成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集展示和宣教功能于一体的窗口。三是要利用红色革命资源继续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四是要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在理顺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开发、利用红色革命遗址，多元化、多渠道筹措资金等方面继续走深走实。

　　中共广东党组织对中共三大的贡献

　　胡耿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处长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三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是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和推动国共合作提供了最初的实践经验。如早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活动时，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参加。不少国民党人为广东党组织主办的《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进步刊物撰稿等，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参加了共产党创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等相关工作，为国共双方共同培养革命人才。

　　二是为中共三大的召开提供了组织和思想准备。广东党组织深入各地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团员。在客观环境和革命的形势推动下，党在思想理论上开始了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三是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创造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社会条件。如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提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与此同时，彭湃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

　　四是为中共三大的召开提供了安全和后勤保障。广东党组织严谨周到的安全保护和后勤服务，使大会期间参会代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有力地保障了大会顺利召开。

　　中共三大红色资源与红色文化传承

　　朱海仁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

　　中共三大是党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红色资源主体是中共三大的革命事件及其相关的革命文物、革命文献、革命人物。深入挖掘、保护利用中共三大的“红色宝藏”，对于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意义重大。

　　一是加强中共三大会址革命文物保护及展示利用。以精细化管理推动高品质的陈列展览、高品质的团队讲解、高品质的场馆环境，增强参观仪式感、体验感，将其打造成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主阵地。

　　二是注重红色资源挖掘、研究阐释。建立红色文化传承的科学基础，结合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航拍图片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陈列展览重要展项。重点推进《中共三大历史图录》《中共三大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共三大会址专项调查资料汇编》《中共三大研究》年刊（第一辑）等研究成果的编辑出版。

　　三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以“新理念、新技术、新形式”为导向，全面扩大红色文化宣传。以“面向社会，走向社会”为导向，扩大红色文化辐射面。以加强馆校共建、社会共建的形式，多元化开展党史宣传教育。

　　中共三大的历史特点考察

　　吴明刚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中共三大与历次全国党代会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党代会相比较，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历史特点。

　　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在广州召开的会议。在广州建立革命大本营，主要是由于局势比较稳定、安全需要有保障，有利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且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经费有保障，加上陆路、海路交通比较发达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选择。

　　二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马林主导下进行的。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核心人物，马林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建议者和推动者，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三大的主导者。

　　三是全国党代会历史上唯一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心议题的全国党代会。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导、孙中山有合作的意愿、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大力推动、二七大罢工孤军奋斗的教训等，都是促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共三大中心议题的重要因素。

　　四是体现了较为民主、务实的会风。中共三大在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尽管存在很大的分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够切实地积极讨论，表明了我们党是在成长的。

　　五是中共三大是第一次在闭幕时唱《国际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最后一天，全体代表集中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从此，在党代会闭幕时唱《国际歌》成了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