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雪之夜，坐落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北斗镇北斗村，一棵长在两家地畔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偷，旋即引发数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6月，陈彦最新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陈彦历时八年、数易其稿后推出的心血之作。

　　看过陈彦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基层普通人生活，用细针密线把故事讲得丝丝入扣。陈彦“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出版后影响很好，很多人希望他继续顺着这个路子写下去。陈彦自己倒没有更多地去考虑与“舞台”的关联度，因为他认为“舞台永远是一个平台，无非是提供人表演的场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波

　　新书内容

　　小说灵感源自延续多年的星空探索之旅

　　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书中，主角安北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物，他的爱好是背着观测仪器，去山间观测星空。尚未被灯光侵染的北斗村，夜晚的星空总是格外清晰，吸引着他去观测。

　　在眺望星空与关怀大地的过程中，陈彦始终关注的是处在当下的普通人的生存问题。这部长篇小说，细描了星空与大地之间的众生百态，它不是任何一位具体人物的英雄颂诗，它是属于每一位择善固执、真诚活着的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

　　陈彦详细透露了这部小说灵感的来源，尤其是伴随他多年的星空探寻之旅。“从卡尔萨根的《宇宙》、霍金的《时间简史》、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等书中，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他说：“我想拜访那位要求我们数星星的老师，可人已作古。我就想‘复活’他的形象。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让我们看到一种深广与辽阔的胸襟与眼神。他手提的老马灯，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于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民办教师草泽明就出场了。他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背着一部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他老想观测星空，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只是半棵树的事。

　　精彩书摘

　　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面对星空了。这次去省城虽然买了一些天文学方面的书籍，也有大把时间仔细阅读，但终是没有机会仰望星空。城市越大，雾霾越重。即使没有雾霾，灯光污染也让天空呈现出麻灰色。就连最容易看到的月球，也大多都在穿云破雾，像是忙碌着去奔一场丧事。因为苍穹的底幕，实在阴郁得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嫦娥脸上的极度哀伤。而置身阳山冠顶，那块丑陋的幕布，早已被掀到了九霄云外。蓝蓝的夜空，深邃得无法想象它的巨大空间与景深。银河系是以粘连成磷光片的形状，既相互拥挤又彼此错落有致地无限伸展开浩瀚体魄的。那种少见的视宁度，让月亮像一块刻意用灯光打亮的玉璧，悬挂在如此合适的位置上，以致让层峦叠嶂的群山，都有了银光色的芒刺。这真是只有童话世界才有的瑰丽景象。他不由得要仰天长啸一声：

　　“噢——！”

　　这一声吆喝得很长很长，群山也回应得重重叠叠、起起落落的悠久深远。

　　只有到了这个世界，他才能忘掉一切，甚至忘乎所以地活在难以描状的生命舒张与壮丽之中。什么叫画卷，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真正理解画卷的含义……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还有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律。

　　对话陈彦

　　聊创作：我始终认为生活是第一位的

　　广州日报： 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主角》是现实主义之作，《星空与半棵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荒诞主义等多重合奏的交响。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是什么？

　　陈彦：缘起于乡村的记忆、回望。《星空与半棵树》总体仍是现实主义基调，但在叙述过程中由于涉及星空与自然界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儿时对乡村动植物的认识，以及长辈关于自然界的很多解释，就带有浪漫主义的感觉。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对生活进行总体性叙述，当动物的介入，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间的互相凝视、解读、错位，自然会出现荒诞主义的元素。总之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有趣些、引人入胜些，从而表达出我想书写的那群人，那个乡村、小镇、县城、省城或更宽阔而细密的世界。

　　广州日报：《星空与半棵树》历时八年、九易其稿，这部作品诞生的过程经历了什么？

　　陈彦：我从十七八岁开始创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发表、演出、拍摄了不少作品，也有一些束之高阁；有一些写不下去；有些写出来了，却没发表、演出、拍摄；还有一些写出半成品了，觉得写不下去，就放下了，比如《星空与半棵树》，起头很早，写了一部分后找不到路径了。

　　作为写作者，我始终认为生活是第一位的。对于乡村生活、县城生活、省城生活我都不缺乏。但由生活到艺术，就是个大难题。如果不在生活的基础上去追求艺术的真实，那也就没有文学艺术存在的必要了。比如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如果仅仅如实去讲，可能就是一个单向度的故事而已，一旦进行了艺术加工，就会出现多重意义。司马迁就是这样写史记的，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庄子讲了很多生动而有趣的故事，也是因为进行了艺术加工，而让“运斤成风”“庖丁解牛”“呆若木鸡”这样一些生活中可能真有其事的人与事，突然有了哲学寓言层面的多重价值指向。《星空与半棵树》的写作过程中，也是一种向“有字书”与“无字书”学习的过程。

　　广州日报：您说对山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小说人物中有身边熟悉的原型人物吗？

　　陈彦：我小时候生活过的五个乡镇，夜晚都能看见“扣在头顶”的星空。老师也让我们晚上数数星星，别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也叫“钢镚”。我父亲是乡镇公务员，母亲是教师，他们带着我在儿童和少年时期，走了一个乡镇又一个乡镇，让我对乡村记忆犹新。当然，这部小说书写的已不是那个时期的乡村，但我始终与那块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印象中，那时乡镇机关的院子里，都摆着乒乓球案子和象棋摊子，有时他们正打着乒乓球或下着象棋，说一声哪里失火了或遭了“滚坡水”，几乎都是拼着命地就蜂拥出门了，有时一去几天回不来。我看到他们处理的事，不是地畔子的事，就是鸡丢了、猪丢了的事，可对于那时的乡民，就是大事。但是，小说中的人与事，都不是实有的人与事，地域、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这是小说的审美本质所决定的。

　　广州日报：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猫头鹰，安排这样一个角色，在创作技巧上而言，您有怎样的想法？

　　陈彦：我小时候见过不少次猫头鹰，叫声很恐怖，长辈们都说，这不是个好鸟，一叫唤准死人。其实，生老病死是常态，小说中让它担当了一个村庄预警的角色，很多叙述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意味。

　　聊文学：小说和戏剧是彼此成就的关系

　　广州日报：《星空与半棵树》是您作为小说家在成熟时期的作品，您自己怎么看这部长篇？是否有遗憾的地方？

　　陈彦：我是一个写作者，当然是每一部作品都希望努力写好。至于评论家怎么看，那是他们的判断。我自然很珍重这部作品。任何写作都会是有遗憾的，电影、电视甚至直接被称为遗憾的艺术，无法再修改。而小说和戏剧都是可改的，如果得到了我认为有价值的建议，或自己觉得有必要修改时，就一定会修订的。

　　广州日报：您说写长篇小说是“开河”，写戏剧是“掘井”，这两者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

　　陈彦：小说和戏剧是彼此成就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剧始终是彼此缠绕甚至水乳交融的关系。我们四大名著的其中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很多故事，最早都是从元杂剧开始的。明清两代的《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现当代曹禺、老舍的《雷雨》《茶馆》，也都是文学史的核心组成部分。世界文学史如果没有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的高峰，也是十分不完整的。因此，我始终不主张把文学与戏剧分得太开。所谓戏剧化，很多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概念。很多戏剧作品对生活流动性与精义的把握，让我们不能不拍案叫绝。我说的长篇小说是开河，那是从长度意义上说的，在开河的长度上，必然有百转千回的望不见底的深潭。而戏剧由于受舞台“三堵墙”的限制，以及现场观剧的时间“卡点”，让它必须做“压缩饼干”。

　　好的戏剧，不能容忍一句多余话。第一场挂在墙上的那把枪，如果第三场还没放响，那就是多余的道具，必须拿掉，这就是戏剧的纯粹性。如果说那叫戏剧化，小说如果能追求到如此的精纯度，又有何不可呢？我在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倒是常有读戏剧的感觉，故事真干净，提纯真精粹。我受益戏剧居多，因此老对一些学写小说的年轻朋友讲，多看看戏，那是民间与庙堂共同煨炙的“干货”，对你写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可能有好处。我在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喜剧》当中，多在探索这两种艺术样式的不同点与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