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何超、麦蔼文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段澜 

　　设计统筹/徐锦昆   漫画/王紫凤

　　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有一个区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在这里，观众可点播普通话、童声、法语、俄语四个版本的《国际歌》。展柜中，还展示了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中刊载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版面。今年6月，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推出“唱响国际歌”活动，让观众可以深入了解《国际歌》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历史。

　　为何《国际歌》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宣教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因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上，第一次唱响这首革命歌曲的地方。

　　对“Internationale”进行巧妙音译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闭幕会上，与会代表齐聚广州黄花岗唱响《国际歌》。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在《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中提到：“由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就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胜利闭幕了。”当时，中共三大代表瞿秋白、张太雷因为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较早就掌握了《国际歌》的唱法。

　　歌声雄壮，黄花作证。从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唱《国际歌》成为传统，延续至今。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吴石坚告诉记者，《国际歌》在广州唱响，继而传遍全中国，对中国革命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他介绍，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还有著名的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大约在1920年，《国际歌》传到中国，还被翻译成中文，但当时的翻译只是一种介绍，并没有“流行”起来。1920年，21岁的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在各种场合里，屡屡唱响的《国际歌》令他热血沸腾。1923年，瞿秋白回国，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他开始着手翻译《国际歌》。

　　在翻译过程中，瞿秋白将《国际歌》歌词最后一句中的法文单词“Internationale”进行了巧妙的音译。对此，他特别说明：“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在瞿秋白等革命者的心中，虽然肤色不同，语言有别，但当人们唱出“英德纳雄纳尔”时，全世界的无产者们万口同声，遥远共鸣，是多么壮观的景象。

　　那么，为什么代表们没有在中共三大的其他时间里唱《国际歌》呢？吴石坚解释说，据徐梅坤回忆，会议期间代表们考虑到会址周边各种人员来往较多，为了保证会议不受到干扰，所以选择到黄花岗唱《国际歌》。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瞿秋白曾担任北京《晨报》驻俄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助教等职，熟悉俄语。他翻译的《国际歌》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茨的俄译本为底本翻译为中文的。

　　据吴石坚介绍，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最早为1920年10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以《劳动歌》为题，发表在《劳动者》，署名列悲；同年11月，张逃狱译《劳动国际歌》，发表在《华工旬报》；1921年9月，耿济之、郑振铎译《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发表在《小说月报》。这三个版本的《国际歌》都没有结合曲谱，也没有进行过演唱。而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不仅结合了曲谱，还首次进行奏唱。

　　在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同年，著名革命诗人、共产党员萧三也翻译了《国际歌》，这就是《国际歌》通用版。他在《<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提到：“一九二三年夏，在莫斯科附近瓦西钦诺村，苏维埃农场歇伏时，我和陈乔年同志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开始重新翻译一遍。国内这十多年来所唱的《国际歌》，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译的”。萧三翻译的《国际歌》也采用了音译方式，但将“英德纳雄纳尔”改为“英特纳雄耐尔”，稍作调整。

　　当年，省港大罢工工人高唱《国际歌》进行斗争；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也传唱着《国际歌》；1926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俄国第一本《革命歌集》，其中第一首就是《国际歌》；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把《国际歌》印发给学员作为重要教材。

　　吴石坚介绍，萧三翻译的《国际歌》版本后来经过两次修订。1939年，著名音乐家吕骥、冼星海、赛克等人参与修订；1962年，修订本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审定。这两次修订，仅作个别文字的修改，最终形成定本。 

　　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瞿秋白从容走上刑场，他最后一次唱响《国际歌》。“雄壮的国际歌，是这个年轻人革命生涯的序曲，是他革命生涯的陪伴，又是他革命生涯的尾章，更成为日后激励中国革命志士勇往直前的不朽战歌。”吴石坚表示。

　　《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国际歌》影响

　　《国际歌》产生于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后，由法国著名革命家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这首歌曲对著名音乐家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了积极影响。《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其导演许幸之曾经问过聂耳：“你是不是受了《国际歌》和《马赛曲》的一些影响？”聂耳坦言：“是受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吴石坚指出，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革命音乐崛起。《国际歌》在中共三大首先唱响，《国民革命歌》也在广州首先唱响，这两首歌都与法国音乐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冼星海、马思聪都是从广州走出去的著名音乐家，他们曾赴法国学习音乐，回国后积极投身抗日文艺活动。

　　红色寻踪

　　十八位烈士画像展出铮铮誓言犹在耳畔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二楼，走过《国际歌》展览区域、代表们热烈讨论的复原场景，来到一处相对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不大，却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这里的墙上，介绍了中共三大代表中的18位烈士，分别是：金佛庄、刘尔崧、邓培、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向警予、朱少连、何孟雄、林育南、蔡和森、刘天章、邓中夏、阮啸仙、瞿秋白、陈为人、项英、陈潭秋。

　　驻足在这18位烈士的画像前，看着画像上方、烈士们曾经发出的振聋发聩的话语，让人无比动容：金佛庄“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王荷波“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得牺牲个人的一切”；向警予“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的光明”；朱少连“搞革命，不是为了图享受”；刘天章“绝不为敌人的威武所屈服，也绝不被他们的利禄所诱”；邓中夏“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阮啸仙“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瞿秋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陈为人“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这些铮铮誓言蕴含的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守护初心之魂、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密码。

　　这18位革命烈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征程中，分别牺牲在广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牺牲时，他们中有人正处于不惑之年，有人方处于20多岁的青春，他们短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他们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付出一切，在信仰与生命的选择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