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州博物馆主办的原创展览“色丝绣艳——广州博物馆藏花鸟织绣展”昨日在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正式展出。

　　展览共展出文物68件（套），是广州博物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通过出土挖掘、调拨移交、征集购买、接受捐赠等途径积累的2000余件织绣类藏品中的精华。其中，明代工部尚书戴缙墓出土的丝织品，是自20世纪50年代重见天日以来，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它与众多历代广绣展品一道，展现出广州刺绣工艺、贸易庞大体系的丰富面貌。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李沛琦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卜松竹

　　展出极为珍贵的广州丝织品出土实物

　　这件明代绣品是一件金线绣麒麟补子，1956年出土于广州梅花村明代广东南海县人戴缙夫妻墓中。这方补子是戴缙所穿的第二层殓服的胸、背部其中一方。运用金线平绣等针法绣制。麒麟侧身而坐，狮身鹿角，圆目尖耳，背飘火焰，四周簇拥如意祥云。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告诉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这件补子是入藏后第一次展出，可以让我们看到500年前广州刺绣的若干细节，领略广绣在历史中发展的脉络。

　　曾玲玲介绍，广博馆藏的丝织品品类包括各类绣件（挂帐、横幅、绣片、面料、桌布、床罩等)和服饰（上衣、下裳、旗袍、云肩、披肩、外销服、鞋包）等，技法有粤绣（广绣和潮绣）、苏绣、湘绣、京绣等，为中国各类刺绣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故宫博物院从1962年开始，多次调拨反映清代广州手工艺发展的各类藏品给广州博物馆，织绣品为其中之一，包括清代广缎广绣、印有广州商号的花绦等，共计60件（套)，成为广州博物馆织绣类藏品最早的一批收藏。同时期，广州博物馆接收了一批由广州市文化公园移交的广绣及少数民族服饰，主要为民国至现代苗族、瑶族服饰及织物，共计60件（套）。广州考古出土的部分织绣品于20世纪70年代移交给广州博物馆，入藏25件（套），戴缙夫妻墓的出土品即是此时入藏。此外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征集外销织绣品，近几十年来展现城市文化变迁、市民生活变化的纺织品也入藏不少。

　　分三部分展现织绣业的审美与创新

　　馆方专家介绍，明清时期是我国织绣工艺发展的鼎盛期，绣工们以精巧的构思、纯熟的技艺、多变的针法，运丝如笔，将大自然中生机盎然的飞鸟禽虫与色彩艳丽的花草树木绣入衣饰，制作出神韵灵动、托物寓兴、工艺卓越的织绣品。

　　本次展览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神形毕肖”，重点展示广绣的技艺之精与匠人之心。伴随着我国织绣技艺的不断发展，匠人们通过一针一线将世间万物描摹在织布上。清代织绣中花鸟的表现技法更加丰富多样，花草鸟兽纤毫毕现，如若天成。其中，清代红木雕八仙框白缎地绣花鸟纹挂屏以“禄寿同春”“丹凤朝阳”“孔雀开屏”“锦上添花”为题材，有“彩元绣庄”款。这套挂屏曾入贡清宫，20世纪6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拨交广州博物馆收藏。

　　第二部分为“传神取义”，主要讲述花鸟刺绣中包含的吉祥寓意。馆方专家介绍，明清时期的织绣，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意结合，如牡丹喻富贵、石榴喻多子、兰花喻君子、仙鹤喻长寿、蝴蝶象征美好吉祥等。如清代的绿色花蝶纹广缎，用白、绿、红、黄、紫等色织成花蝶，花蝶纹饰虽小巧细碎，但构图严谨繁密，配色明艳，蝴蝶穿梭于百花之间，繁而不乱，富有活泼流动之感，呈现出一派热烈欢快的气氛，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

　　第三部分为“多元重塑”，突出广绣的与时俱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花鸟纹织绣的使用和创意有了空前的发展。精美的挽袖、补子等被改制成西方人喜用的托盘、攒盒、手袋，马尼拉披肩（广绣大披肩）也因西方人的喜爱而诞生，而中国也掀起了一股“文明新装”风潮。此时的织绣因不同时域、不同民族而呈现出风格各异、情调相殊的多元之美。一件产于1840年左右的淡黄网地彩绣花卉纹披肩是“马尼拉披肩”的代表，披肩是欧洲女性服饰的重要装饰之一，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年销量多达8万余条，此后销量更是与日俱增，时至今日依然是畅销欧洲的时尚配饰。因这类披肩曾由广州运至马尼拉再中转欧洲，西方人称之为“马尼拉披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