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备受关注的胡某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在江西铅山县召开。经调查，所有关键证据都指向：失踪的铅山少年胡某宇系死于自杀。

　　随着更多细节的公布，胡某宇生前的心理状态才得以令外界“窥见”：这个15岁的少年通过文字、社交平台和录音等记录下了自己自责、痛苦、无力无助、无望感、无意义感等种种情绪。在各种情绪的纠结与犹豫后，一个生命最后选择走向了“终点”。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认为，青少年自杀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反映的是社会、学校、家庭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除署名外）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1379家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心理保健服务，318个地市设有精神专科医院，2756个区县能够开展精神卫生专科服务，初步缓解了基层儿童心理服务短缺问题。而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

　　女儿说“自杀”

　　父母往往认为是“气话”

　　宗春山告诉记者，青春期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心理上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封闭，“如胡某宇一样，几乎不与人来往、不与人交流，他的内心没有安全感、潜藏很多秘密，甚至包括对死亡的思考和计划。”此外在生理上会出现厌食、失眠以及一些比较反常的举动，比如写日记或烧东西。另外还有些孩子会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厌世情绪，比如说“活着没意思”等。

　　“晓琳（化名）还真的讲过类似‘自杀’之类的话，但我们也都觉得可能是她当时情绪激动导致的，没有真的以为小孩会想自杀。”女儿正在上初中的市民梁平（化名）向记者回忆，直接导致他和女儿“决裂”的导火索是家中的电子产品——平板电脑，女儿在那段时间天天抱着平板电脑不放，批评后也都没有任何效果，这让他感到女儿的“叛逆期”到了。

　　梁平表示，在他和女儿的激烈冲突后，彼此都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语，比如女儿大嚷着“要离家出走、要自杀”，但家长说话的语气也比较重。好在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彼此沟通的深入，双方也都各自放下执拗的“坚持”，女儿也开始主动控制使用平板电脑的时间。“孩子嘛，都是阶段性的，那时候她才小升初，随着年岁渐长会理解的。”

　　梁平告诉记者，女儿曾提到的“自杀”“离家出走”等气话，他还是有关注，并加强与学校老师的沟通，在确保孩子安全的情况下多方合力去引导，算是平稳地度过了孩子的“叛逆期”。

　　同学一度“轻生”

　　他劝下几年后才告知家长

　　宗春山介绍，在自杀预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同伴”。所谓“同伴教育”，就是告诉同伴自杀倾向有什么样的特征？发现后要及时报告。而在学校里，“同伴教育”同样非常重要，通过开设心理课程、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建立预警体系，让孩子们去发现身边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同伴，并及时报告给专业的心理教师。

　　家长夏英（化名）向记者介绍了一段她儿子的经历：在几年前准备出国留学写文书的关键阶段，她儿子曾一晚一晚地陪伴着他的一位同学，听对方倾诉其遇到的问题。而主要的原因就是该同学由于压力过大或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夏英儿子作为其好友就成了最好的倾诉对象。“但他也是个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也可能出于要为同学保密，所以一直没有和老师与家长说过此事。”夏英说，由于不断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就连她儿子自己的心理也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波动，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也会对生活、学业等带来影响。

　　“这还是儿子上了大学几年之后才向我说起这件事。”夏英说，同学之间的关系到了青春期阶段，往往比父母情更加“亲密”，因此，同伴的倾听与劝解往往比家长和老师更加有效。

　　宗春山告诉记者，现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多的是将它当作一种知识，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能力去训练，并且随着学业日渐繁重，这种心理教育可能淡出了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而同伴教育中的“同伴”主要指的是学校中十分信任、熟悉的同学。

　　“同伴”不是谁都能当

　　需要专业训练和督导

　　宗春山介绍，“同伴教育”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社工工作或社会工作的模式，就是对同学或同伴进行培训，教会他们相关专业知识并学以致用。“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成本低。如果同伴接受过这种训练，他就知道什么是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征兆，一旦发现身边同学有问题就能进行及时的干预。”他解释，由于同学间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也知道彼此的小秘密，由于这种亲密关系，同伴间通过彼此的谈心，有意无意地避免了过往说教式、自上而下的沟通方式。

　　“但其实我们所说的同伴教育，这个‘同伴’并不是谁都能够去当的。如果一个人本身的边界意识不强，也会产生替代性的创伤。当同伴有这样的想法后，他自己也被卷入、被影响。”宗春山说，正如会游泳的人不一定都能够救人，所以，“同伴教育”同样需要进行专业训练和督导。

　　南沙某中学的学生王丽（化名）向记者介绍，在学校开展的心理课上，除了会讲解一些专有心理名词之外，也会教给学生一些最基本的心理学“话术”，并且每一个班级也会有一名“心理委员”，当同学们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后都可以去和心理委员聊天，实在解决不了也会去找心理老师进行纾解。

　　“当然，我们说的同伴教育也只是学校心理干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宗春山表示，正如同伴教育需要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督导，学校需要在发挥“同学会”“班委会”“心理社团”等同学间自治组织作用的同时，有一个更大的组织群体来为其提供支持。

　　家长应加强陪伴质量

　　“看见”痛苦并让孩子“释放”

　　据发布会通报的录音笔音频内容显示，10月14日17时40分，胡某宇站在宿舍5楼阳台上试图跳楼，犹豫未决；23时08分录音显示，胡鑫宇再次表达自杀的意愿。

　　宗春山认为，自杀一般有家族遗传史，家长如果发现家族有类似情况，就更要对孩子多加关注。此外就是要加强陪伴的质量，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这种陪伴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在一起，而是要耐心倾听孩子、与孩子交流，而不是孩子说一句，家长就评价一句‘没什么’，这就属于‘看不见’孩子心里的痛苦。”宗春山说。

　　胡某宇的老师、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曾回忆，他是一个内向的孩子。而宗春山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有着双向需求，一方面他们特别渴望与社会交往、结交朋友，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潜藏着很多秘密。“如果是外向的孩子可能会主动与人交往，而内向的孩子在遇到苦闷后不易暴露，更难以获得支持，因此需要更加关注性格内向的孩子。”

　　他认为，导致青少年自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少足够的心理健康普及，“一些学校、老师、家长都把重心放在学习成绩上，却忽略了孩子的性格培养。”

　　宗春山说，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发育非常快，这一方面会促进他们执着追求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其容易冲动。对此，家长应该学会给孩子制造一些释放的机会，“比如一些刺激性的体育运动，或者包容他与父母的合理吵架、允许他做自己喜欢的事等。要给孩子释放的出口去证明自己，而不是生活中只有学习，否则一旦学习出现问题，孩子就无路可走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春山认为，我们更应该提醒学习好的孩子，“他们很少失败过，因此反而可能更脆弱，一旦学习出现问题就要‘亮黄灯’了。”

　　“自杀”受多方面影响

　　可能某应激事件在“沉睡”

　　“自杀的原因不能归为某个特定事件，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但一定是有一个应激事件，这个事件可能不是刚发生的，可能是一周、半个月之前发生的，有一定的延迟性，具有‘沉睡效应’。”

　　宗春山举例说，比如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少年，在遇到应激事件后想了很久都没有办法解决，找同学、找家长也得不到什么支持，但当他有一天看了某部电影，其中有一个关于自杀的暗示时，他就付诸行动了。“因此最后产生的自杀结果并不只是因为看到某个暗示。”

　　碰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宗春山介绍，主观的方式是知道自己的问题，有意识地进行倾诉。“比如告诉父母、朋友，或拨打专业热线进行咨询，这种倾诉本身就是一个治愈过程。”另外一种是客观的、无意识间的宣泄。“如学校、社会提供的发泄渠道，做运动、上体育课、参与课外活动等，这些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方面。”

　　自杀事件是公共卫生事件

　　专业社会资源应介入学生心理健康

　　宗春山认为，青少年自杀事件实际上是公共卫生事件，反映的是社会、学校、家庭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

　　他介绍，不少父母更关注物质上对孩子的照顾，却忽略了情感上的给予。而当今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但家长往往意识不到，还停留在让孩子“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上。因此他建议，父母要学会与孩子共情，“脱了自己的鞋去穿他的鞋”，要学会换位思考，倾听并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

　　“越是偏僻的地区，家庭给予孩子的心理支持越不够，所以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应该介入得越早、越多越好。”宗春山表示，如果学校建立的心理咨询室、配备的心理老师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关注，那么学校也是有责任的。

　　他介绍，现在学校注重道德教育，但德育和心理健康不是一回事，德育教学生明白是非对错，但心理健康并不是如此。“我抑郁、内向难道就是我错了？因此心理健康不能用对错来评判。”

　　宗春山表示，“关起门来办教育”的观念已经落后了，他建议学校应该把封闭的校门打开，把社会资源引进学校，如将专业的社工组织、医院精神科、社区卫生防疫站等引入学校，“门要打开，并且要信任这些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