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明确，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规划纲要》编制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福强，详细解读广州南沙的开发建设将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图由受访者提供

　　解读方案

　　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

　　和世界级城市群有了现实可能

　　广州日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基础上，国家出台《南沙方案》，为何要支持南沙打造这一重大战略性平台，其在大湾区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新角色？对于“面向世界”和“粤港澳全面合作”，您如何理解？二者如何互相促进？

　　王福强：区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平台支撑。就《规划纲要》来说，平台体系是“3+6”（指3个重大合作平台和6个发展特色合作平台）。其中的“3”，就是大湾区建设之初的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的三个片区。随着形势的演化，去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横琴方案》主要围绕着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立足服务澳门、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进行谋划设计，《前海方案》主要是聚焦“扩区”和“改革开放”两个重点。从大湾区均衡发展来看，南沙这个平台也要提升能级，因为它背后有广州这样的腹地支撑，自身广阔的空间，有相当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度，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

　　在南沙这个地方培育形成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平台，建设成中国的南沙、世界的南沙，将有助于大湾区培育形成新动力源。如此一来，在三个发展引擎的带动下，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就有了现实可能。

　　面向世界，指的是合作对象不仅是港澳地区，还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粤港澳全面合作，指的是合作领域是全面的。合作模式方面，不仅有走出去，也有引进来。这体现了中国坚持全面开放的坚定态度。

　　现在的开放阶段，是制度型开放阶段，注重的是规则、机制、监管、标准等隐性的制度规范。南沙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协同港澳探索制度规则制定、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在国家开放发展中做出南沙贡献。同时，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携手港澳链接世界，发挥自身空间、区位、产业等优势来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成为有效利用外循环支持内循环的典范，也是南沙开放发展的应有之义。总之，要重点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促进，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合作。

　　解析任务

　　南沙与港澳应实现紧密合作

　　广州日报：《南沙方案》明确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推进粤港澳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区域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初步构建。在产业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南沙如何借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王福强：如何借力，《南沙方案》中提到了许多路径。产业合作上，要配合港澳的发展方向，香港提出了再工业化，要发展创新科技。香港自身有很好的基础研究能力，在生物科创、人工智能、智慧城市、金融科技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南沙可积极对接，将南沙作为香港再工业化的重要承载地。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南沙方案》明确提出，要“打造有竞争力的中试和应用推广基地”，港澳有科技成果，但成果变成商品，还需要强大的中试体系、完善的生产条件、全面的市场推广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南沙的这个发展愿景，契合港澳的发展需求，双方在这个方面可以进行紧密合作。

　　广州日报：南沙的发展空间广阔，应如何借助自身的产业基础，如航运、制造业等，又应如何与包括港澳在内的各湾区城市协同？

　　王福强：南沙有空间、区位、产业等优势，有更广阔的空间来腾挪。这些空间，可以布局新能源汽车等现代产业，可以布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可以布局面向世界的国际合作平台，可以布局人力资本提升为主的教育培训等业态。

　　从协同港澳来说，南沙发挥空间、成本、港口及交通等综合优势，可以配合香港的再工业化，将香港的四大领域、六大新兴领域的制造环节延伸落地在南沙。可以成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制造、再制造的拟制空间。可以协同澳门承接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会展，共同培育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大宗物资储备、分拨、交易等业态。

　　争取设置双边、多边合作示范园区

　　广州日报：关于“面向世界”，《南沙方案》提出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自贸协定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在这一领域，南沙如何发力，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前沿地？

　　王福强：CPTPP、DEPA等自贸协定规则代表着当今最高层次的开放水平，是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南沙可从三个方面入手来推动这种国际合作：一是在对标这些先进规则方面，可以作为先行示范区，主动积极学习引鉴相关规则，为国家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的开放进行压力测试。大湾区在数字经济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部分领域（如图像识别、智能语音）研究、应用走在全球前列，相关行业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在参与CPTPP、DEPA时，可以代表国家拟订相关标准，让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二是这些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会催生出一些合作示范园区，南沙可以争得先机。南沙可以先行争取国家在此设置双边、多边的合作示范园区，就特定产业的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三是积极布局国际开放合作的高端平台。这些自贸协定的运转、内部事务的沟通协调，都需要机制化的机构，都需要具体承办平台。南沙可积极争取这些机构落地，也可以主动作为设置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南沙已经有了国际金融论坛等平台，后期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对标国际制定南沙规则体系

　　广州日报：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南沙方案》着力点包括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相互衔接水平，您认为政策如何能够形成合力？

　　王福强：现在的开放，更多的是制度型开放，涉及业态方面就是服务贸易的开放，具体到要素来说，涉及自然人移动、投资贸易、知识产权、数据信息等的便捷问题，涉及金融开放、营商环境构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力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政策要形成合力，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争取中央给予一个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综合授权。允许南沙先行先试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进行压力测试。二是标准方面，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对标国际、港澳的制度规则，来制定南沙的这种规则体系。三是监管方面，要限权、放权，在特定区域采用包容审慎监管的模式，给予市场主体以更多的自决权，回归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意识自治的原本状态。

　　在三个发展引擎的带动下，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就有了现实可能。

　　现在的开放阶段，是制度型开放阶段，注重的是规则、机制、监管、标准等隐性的制度规范。南沙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协同港澳探索制度规则制定、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在国家开放发展中做出南沙贡献。

　　从协同港澳来说，南沙发挥空间、成本、港口及交通等综合优势，可以配合香港的再工业化，将香港的四大领域、六大新兴领域的制造环节延伸落地在南沙。

　　——王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