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桌会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挑战多。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宏观政策有空间有手段，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特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书记、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田彬彬，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姚华松就此进行解读。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李冀

　　更加注重精准、突出实效、提升力度

　　张  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书记

　　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财政税费政策有何特点？

　　张琦：财政税费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精准、突出实效、提升力度。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减税降费、稳就业、保民生等方面的财政税费政策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今后一段时间要更加注重提高财政税费政策的发力精准性，提升财政税费政策实施的效能性。

　　一是财政资金更加强调直达。报告中有多处提及资金直达，例如，“中央财政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补助资金直达市县”“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财政资金直达是改革调整资金分配利益格局，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惠企利民作用的制度性安排，为市县基层实施减税降费，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了重要支撑。财政资金直达减少了中间环节，确保资金直接用在刀刃上，提高了效率，又防范了资金在“长途跋涉”中的跑冒滴漏风险，可以更好地发挥惠企利民实效，让资金实实在在落到基层，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到成效。

　　二是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强。报告中提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与去年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相比，新增“减税与退税并举”的提法，与去年减税降费1万亿相比，减税降费力度更大。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税费政策上，一方面延续了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另一方面，新增了对留抵税额实行大规模退税，存量增量全部退还的亮点。国家以往出台积极财政政策时会更侧重于增加支出，但现在更加强调“双管齐下”，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强，将更多资源留给市场主体，有助于企业解决现金流问题，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三是财政资金投向更加偏向基层。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大幅增加，报告中指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新增财力要下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财政资金投向更加偏向基层，为基层稳就业保民生提供财力支撑，为支持企业稳运转，助企纾困，促进居民消费、扩大需求提供资金保障，更加体现了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上述财政税费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体现在何处？

　　张琦：财政税费政策在提振消费、扩大投资上继续强势发力。报告中指出，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在5.5%左右。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稳增长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压舱石”，而扩大内需就需要财政税费政策在提振消费、扩大投资上持续发力。

　　一是财政政策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发挥投资对经济稳定的关键性作用，离不开财政对基础设施等重大领域的投入。我国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格局远未达到稳态。特别是在人口流入、产业聚集的地区，基建投资不配套的情况还很突出。我们应该继续利用财政税费政策的支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补上基建短板的同时，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

　　二是财政税费政策助力消费恢复。财政税费政策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会影响其消费水平。与去年相比，今年报告由“稳定和扩大消费”变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强调“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能力”。我国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更加积极的财政税费政策的实施将会提升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意愿，从而有助于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平稳增长。

　　留抵退税将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

　　田彬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采取适当下调赤字率的策略，将对政策的有效落地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田彬彬：更加注重政策的可持续性。政策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赤字率的适当下调。根据报告内容，2022年全年的赤字率为2.8%左右，较之2020年的3.6%和2021年的3.2%有明显的下调。从逻辑上说，赤字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政府的政策空间，增加可支配财力，但是，与财政收入转化的支出不同，赤字的提高是以政府债务增加为基础的，过高的赤字水平意味着政府债务的累积与国家信用的风险。因此，短期赤字率的提高主要为经济社会面临重大冲击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一次性的将赤字率由2.8%提高为3.6%，有效对冲疫情对减税增支的影响。而相应的，随着我国经济逐步稳定恢复，及时回调赤字率水平，这是拓展财政政策空间，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举措。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适当回调赤字率，留出足够的赤字空间，也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困难局面和潜在的经济不确定性奠定了基础，并在某种意义上释放了我国经济和财政运行稳健的信号，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

　　当然，赤字率的下调并没有改变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得益于财政收入的潜在增长，以及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政府的可用财力明显增加，全年的支出规模预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增幅为8.4%，为2016年以来预算数中的最高增长水平，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维持在较大的力度。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提升财政政策的效能，充分使用资本的撬动功能？

　　田彬彬：更加注重政策效能的提升。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总体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尤其需要注重支出的效率和资金的整体绩效，将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支出的效能得到了高度重视。一方面是中央部门支出继续安排负增长，这在全年支出增长8.4%，尤其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增长18%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表明中央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的坚强决心。事实上，在总体支出增长的背景下，过紧日子并不主要是财政收支压力的考量，而是体现出政府对于支出效能的高度重视，即“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把该花的钱花到点子上”，通过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让有限的钱花出最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对政策效能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政府投资引导功能的强调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在全社会的投资结构中，民间投资占据主要部分，要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和带动作用，仅仅依赖财政资金是不够的。不过，政府资金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的支持鼓励，必将对社会资本和金融市场产生显著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持续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挥好政府资本的撬动功能，将使政府资金以及整体财政政策的效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政策的精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留抵退税的意义何在？

　　田彬彬：更加注重政策的精准性。政策的精准性主要体现为两个“直达”，一方面是以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在新的财政年度中，中央财政会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市县的支持，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动力。事实上，自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后，财政资金的直达已多次出现在政策表述中，且力度越来越大。与传统的资金拨付机制不同，直达资金可以精准到达市县基层，让市县基层有更宽裕的财力，落实好纾困企业、帮扶群众等政策，对于提振微观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复苏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是以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主的退税资金直达企业。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 2022年全年留抵退税额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将全部直达企业。我国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以纳税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当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时，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会形成留抵税额。

　　从原理上说，留抵退税实际上就是把增值税期末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这将直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对于缓解市场主体的资金压力、提振市场信心，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此次大规模的留抵退税不仅在资金上实现直达企业，在退税的顺序上，还将资金压力最大、支撑就业最广的小微企业作为优先安排方向，反映出政策发力的方向更为精准。

　　“新增财力下沉基层”利于稳定预期

　　姚华松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应如何理解“新增财力要下沉到基层”导向对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姚华松：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要抓紧出台实施。今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约1.5万亿元，这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各类市场主体直接高效的纾困措施，是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关键举措，也是涵养税源、大力改进增值税制度的改革。

　　可以这样理解，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基础上，财政支出也会随之增长，且重点支出领域指向性非常清晰。相较于2021年的“财政支出总规模比去年增加，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2022年的表述更加具体，“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新增财力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促进消费、扩大需求”。其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额度有了显著增加，2021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率为7.8%，今年骤增为18%，增加1.5万亿元，总金额高达9.8万亿元，这是历年来的最大增幅。报告指出，不仅中央财政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下属市县的支持，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行政级别高的机构挤占或截留行政级别低的基层发展资金的情况，从而使基层落实惠企利民政策更有能力、更有动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新增贷款规模意味着什么？

　　姚华松：报告指出，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扩大新增贷款规模，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在政策层面要保证充分空间，下一步稳增长的货币政策或许还有降准降息空间，同时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的回升。除了总量，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结构方面的政策工具。“跨周期政策”要求在稳增长的同时，形成长期的、新的增长动能格局，因此资金投向的结构非常重要。货币政策要引导资源配置，信贷投向在规模总量增长的同时，在结构上要支持国家中长期增长、支持薄弱环节。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要引导信贷资金投放的重点，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精特新”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乡村振兴、普惠金融以及民生等方面。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综合施策释放出什么信号，对于稳定预期意义何在？

　　姚华松：各项财政税费金融策略的制度政策安排向社会传达了强烈的“稳增长”信号，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多举措促消费的政策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企业投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财政支出强度更有保障。尽管财政赤字率安排较去年有所下降，但预计今年财政收入继续增长，加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可用财力明显增加。

　　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强。比如，强化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加大对企业的贷款支持，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这些政策的实施将更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稳就业、促投资，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多举措激发消费潜力。报告中提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并主要部署了三方面具体措施：一是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二是稳定增加大宗消费，要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三是发展社区消费和县乡消费，包括加大城市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电商和物流快递配送等。以上举措都有利于稳定预期，提振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