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产业经济与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副主任】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发展阶段“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立足发展阶段性特征，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导向，统一思想认识、凝聚行动共识，推动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难题，不断提高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党历来领导经济工作的传统做法和重要经验，也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的制度优势所在。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传统

　　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历史逻辑来看，立足发展关键阶段，聚焦社会重大理论关切，顺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提出并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助力形成发展和改革共识、推动经济工作顺利向前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初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到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后，如何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组织生产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成为当时首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新阶段。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十大矛盾问题，并特别对如何探索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等重大经济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深远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尽管改革开放之初全党有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已经大大解放。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计划向市场转轨，怎样重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为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时，如何认识雇佣劳动和剥削、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能否兼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是否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曾引起较大范围的争论。随着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重大观点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逐步有了统一的思想认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也日益显现。如何理性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怎样转变发展理念，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回应了时代和阶段演变下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等系列重要论述，统一了思想认识，并通过对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进行纠偏，提升了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体现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

　　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全局，识别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关键。实践表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能否有效识别新发展阶段影响经济运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体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工作比以往面临更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针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提出的。如何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推进共同富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属性，如何做好大国经济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如何在经济转型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如何在保供稳产前提下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都是关系到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高效运转的重大问题。

　　正确认识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研究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起点。中央提出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问题导向。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当前，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战略目标。纵观全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既定事实，更遑论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经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也已经对传统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实践带来巨大挑战，过去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却没有对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对资本进入平台经济形成垄断势力等问题的认识，经济理论已远滞后于实践发展，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如何调整反垄断监管框架的难题。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起点，才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正确认识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解决结构和体制性矛盾的关键。面对问题与挑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过去经济工作取得的重要经验。当前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面临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要更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不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经济运行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还会不断积累。正确认识和把握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就要找准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好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上。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确保经济沿正确方向发展

　　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中央适时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重要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识别关系全局和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形成正确共识、规范政策执行、完善治理体系，有效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始终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助于矫正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对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存在一些思想认识误区。比如，在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上，有的人误判中央政策着力点在于如何“分好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也有的误认为“三次分配就是劫富济贫”；关于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有的人扭曲了中央限制资本“无序和野蛮扩张”的本意；关于粮食这一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有的学者看不到大国经济的特殊性，片面主张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国际市场以进口来缓解耕地不足、支撑国内粮食消费，甚至主张放松甚至放弃耕地红线约束来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等等。及时廓清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从思想上对认识误区进行矫正。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助于对地方和部门政策执行纠偏。对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部署。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与中央步调不一致、不注重时度效导致先破后立、缺乏统筹和系统观念等问题。比如，在碳达峰碳中和这个重大问题上，有的地方把碳达峰当成“碳冲锋”，违规建设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也有的把长期目标短期化，苛求新旧能源替代立竿见影，罔顾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个重大问题上，有的不注重时度效、缺乏政策统筹协调，局部合理的政策同时叠加最终导致全局上的合成谬误。及时廓清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从行动上对政策执行进行纠偏。

　　廓清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助于构建高效的经济治理体系。确保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需要高效的经济治理体系支撑。在关键发展阶段做出的前瞻和战略性预判，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凝聚了分析重大问题的思想共识，提出了处理关键难题的核心原则、形成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搭建了完善经济体制的政策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正确认识和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成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形成的高效经济治理体系，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活力迸发的制度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