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共产党员①

　　近日，领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虚岁已经100岁的胡庸老人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庸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在隐蔽战线上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迄今为止，胡老已经有82年党龄。新中国成立后，胡庸到华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在政治部担任助手，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身体抱恙，他被切掉了2/3的肺部。1953年，胡庸申请转业，到广州市二中担任校长，随后调到广州市五中担任校长，最后在广州市七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直至离休。回顾起革命生涯，胡老说，此生自己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实习生 李缘

　　已近百岁的胡庸老人虽然头发花白，但依旧思路清晰，声如洪钟，说起当年自己当地下党的往事，他依旧记得很清楚。近日，记者和街道、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老人十分高兴。“他听说你们要来，6点钟不到就醒了，一直在等你们来。”胡老的老伴欧燕如说。

　　“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干革命”

　　胡庸出生于1922年，祖籍四川，家中一共有五兄妹，他排行老二。老人说，因为自幼家贫吃不饱饭，所以他就决定参加革命。在胡庸十多岁时，他就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1939年，当时还未满17岁的胡庸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代，民生凋敝，逃避日军飞机轰炸，有时躲在家中很多天都是家常便饭。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跟党走。

　　胡庸告诉记者，自己入党前就喜欢听大人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当时他所在的村子也有地下党活动。虽然明知参加地下工作会有生命危险，随时可能牺牲，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加入了地下党。用胡老的话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每天晚上，地下党员会开展秘密集会，传达党的最新指示，学习进步知识。

　　说起这些，胡老回想起那些和自己一起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战友，他忍不住老泪纵横，哽咽了起来。“我能活到今天，算幸运的了。我的很多战友， 牺牲时才20多岁，很多人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借记者身份获取重要情报

　　在老人的记忆中，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听说日本投降。“当时真的是恨透了他们，从广播里听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都拥抱在一起，载歌载舞，那一天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也就在这一年，23岁的胡庸受组织委派，以《新康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到四川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我为什么当记者？因为我当时觉得中国老百姓在国际社会受苦受难，我想为老百姓呼吁。因此不惜牺牲也要为祖国强大做一点贡献。”

　　事后证明，胡庸借助报社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我党获得重要情报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1945年10月，胡庸通过记者身份打探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

　　当时，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十万火急，胡庸很快将这个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上报了组织，进而传递给了中央。“我当时的第一考虑是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发布在报纸上，跟组织汇报后，决定还是不发，因为万一走漏了风声，不仅我自己可能性命不保，还有可能给党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最终，我还是通过机要渠道把情报传递给党组织，进而传递给了党中央，党中央对我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提早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胡老说。

　　“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回忆起陈年往事，胡老的情绪有些激动。昔日的豪情壮志都涌上心头，皱纹虽然爬满了他的额头，却难以遮掩当年的理想。提起这些，胡老兴致很高：“那时参加革命，只是想着要中国好，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哪里会想什么报酬。功名利禄，压根就没想过。大家都是凭一腔热血，流血牺牲也不怕。”胡老介绍，自己有一位老师叫朱泽怀，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的，是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的优秀党员，这位老师后来不幸被捕，最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员就是要有铁的意志。我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胡老挥舞着双臂激动地说。

　　1947年初，胡庸在老师的帮助下，由共产国际安排来到上海，准备乘坐苏联的船只前往东北，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但当时蒋介石下令，禁止苏联船只停靠东北。我们坐船去东北的计划也被打乱了。我被滞留在上海，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既然在上海，也不能闲着，于是我就地找工作，为解放战争获取情报。”胡庸回忆，当时工作很难找，他在一年间换了4所学校任教。并且，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他从不曾感到害怕，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只希望中国有更美好的明天。

　　胡庸前后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后来，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只好找到著名文学家夏衍。“我和党组织保持联系主要靠夏衍。因为我在上海做地下党被通缉，没法再待下去了。后来在夏衍的安排下，我逃离上海，到了香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夏衍的安排下，胡庸在香港继续以记者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他表示，当时在香港的党小组一共有几个人他都不知道，因为所有人都是单线联系，人多了容易被捕。那时，胡庸的生活十分困难，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港币。 “但对于革命者来说，生活上的艰苦算不了什么，因为我知道，新中国的曙光就要到来了。”

　　胡庸在香港继续秘密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进步教育。而从事地下活动有着严格的保密纪律，大家约定见面，都要对暗号。接头时如果有其中一方迟到两分钟，接头就马上取消，以免被叛徒出卖，给党组织造成损失。在香港那段时期，胡庸也没有固定的住处，每个住处顶多住上一个月就要换地方。

　　来广州任教直至离休

　　胡老坦言，自己做地下党的那些日子里没睡过一个好觉。“睡觉时眼睛恨不得都要睁着，要随时防备敌人的抓捕。”

　　“做地下党，一定要脑瓜快，腿脚快，跑得慢就要被抓，被抓住就没命了。”老人一脸严肃地说。直到90岁高龄时，胡老依旧保持着每天下楼做锻炼的习惯，直到前些年因为双腿不灵便需要坐轮椅，老人才不得不放弃每天下楼锻炼的习惯，改为在家中锻炼。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组织安排，胡庸到了华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在政治部担任助手，由于长期为革命工作，过度劳累使他患上了肺结核。为了保住性命，最终他通过手术切除了2/3的肺部。老人的儿子胡志海告诉记者，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

　　胡老告诉记者，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广州市委工作，但习惯了战斗在一线的他，还是向组织上申请到一线工作，他的兴趣还是在学校教书。胡老觉得，在学校里更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当年加入地下党干革命，他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革命胜利了，他仍然想回到自己喜欢的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

　　1953年，胡老申请转业，到广州市二中担任校长，随后又调到广州市五中担任校长，最后他在广州市七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直至离休。老人说，他在五中待的时间最长，前后有13年，当年他既是校长，也是代课教师。1954年，他作为全国优秀校长代表被派往北京学习了一年多，当时有苏联专家为他们授课。回到广州后，他便为五中的学生们讲述心理学课程。“那时，心理学在国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就连很多老师都不懂。我经过专业学习，并且还是苏联专家亲自授课。我应该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在中学为学生们讲授心理学课程的老师。”胡老向记者介绍，当年每周一上午的第一节课就是心理学课程，这门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至今，他的家中还放着很多当年的心理学教材。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跟党走”

　　干了一辈子革命，今年已经将近100岁的胡老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老人表示，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如今，他正准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自己数十年的革命经历，对后辈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虽然胡老现在需要坐轮椅，但他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却一直保持着。老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哪怕100岁了，也要密切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7月1日当天，在电视前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老人激动万分。“中国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让中国强大。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这么扬眉吐气。”老人感慨。

　　从1939年入党至今，胡老已经有82年党龄。老人说，此生自己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定听党话、跟党走。“我今年（虚岁）100岁了，没有虚度年华，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微不足道。现在老百姓日子这么好过，说明战友们当年的血没有白流。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生活，该多好啊。”说着说着，老人的眼眶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