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国内知名考古学家、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讲席教授、安阳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一直高度关注并参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前两天他刚从三星堆遗址回到广东。

　　35年前，唐际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工作队的成员，到访过当时正在发掘中的三星堆遗址，并在现场进行调研。在唐际根看来，解开三星堆祭祀坑的秘密，需要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关于3000年前古中国的综合知识。“关于三星堆，我的解读可能窥破了古蜀国人的秘密，三星堆的秘密是可以被解开的。”唐际根告诉记者。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35年间持续调研三星堆

　　1986年，刚大学毕业的唐际根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随后作为四川工作队的成员访问过三星堆遗址，他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1986年，三星堆1号和2号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千余件文物，震惊世界。此后35年间，唐际根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三星堆访问调研。

　　2021年，四川考古学家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附近又发现了另外6个祭祀坑。唐际根认为，8个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距今3300年~3000年之间，可能是分批埋入，坑与坑之间是有机联系的。实际上，这6个新近揭露的坑中文物，绝大多数在此前已有发现，更像是“重复发现”。“新祭祀坑的发掘并未颠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断与性质认定的认知。”唐际根说。

　　截至目前，三星堆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已出土数百件文物。再次来到三星堆，唐际根整天“泡”在发掘现场舍不得离开。他最大的感受是，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抢救性发掘，这一次重启发掘有众多高科技助力：在发掘现场修建有保护大棚，实验室“搬”到了考古现场；每一件文物在现场作出判断之后便给出独有二维码，有如文物的“身份证”等。传统考古方式与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

　　8个坑应称为“祭祀遗存坑”

　　唐际根表示，如今学术界围绕三星堆器物坑，提出了“祭祀坑”“宝器坑”“盟誓坑”“复仇坑”“火葬墓”等多种论述，而多数学者则主张应称为“祭祀坑”。

　　在唐际根看来，“火葬墓”的说法首先不成立，因为坑中没有发现人的遗骸，出土文物一看就不是陪葬品；“盟誓坑”的说法也不通，我国发现的盟誓坑通常是在玉器上写上誓言，而埋藏所谓盟书的坑也很浅。三星堆的坑都埋得很深，坑的形状也不单一，当中的器物更是包括象牙、青铜器、海贝、虎牙等复杂品种。

　　至于“复仇坑”的说法也是牵强附会。唐际根表示，甲骨文里确实有商伐蜀的记录，但不能因此就说三星堆几个坑是这段历史的反映。1号、2号坑里面出土的铜尊虽然表面上看有商朝文物的风格，但这种尊其实与真正的商王朝铸造的尊不一样：三星堆的铜尊不仅砂眼明显，而且多在尊的肩部铸出“立鸟”。所以，说这些铜尊是古蜀国与商朝打仗时缴获的“战利品”是说不通的。

　　此前还有一种说法，三星堆的坑是蜀王杜宇战胜鱼凫之后，把鱼凫的祭器一把火烧了。唐际根认为，这种说法在此前只有2个坑的情况下尚有一定“合理性”，但现在有8个坑，显然要另寻答案。

　　在唐际根看来，要看懂三星堆，光懂四川考古还不够，需要将长江中游的考古资料、商王朝的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唐际根认为“祭祀坑”说相对合理，但若以更严格的概念表述，应该称之为“祭祀遗存坑”，因为三星堆发掘的不只是器物，还有与器物同样重要的“现象”。例如象牙的烧燎痕迹、铜器的“碎器现象”等。关于8个坑性质的讨论，唐际根目前正在写一篇全面论述的学术文章。

　　8个坑的“位置”或有特殊意义

　　35年间，唐际根一直在苦苦钻研三星堆。他告诉记者，三星堆文物不是各自孤立的。从1998年起，唐际根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复制品摆放在自己的办公室。他长期观摩，反复摸索推敲，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我觉得，我可能窥破了祭祀坑背后古蜀国人的秘密。”

　　他说，如果是祭祀坑的话，坑内出土文物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可以按照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法等类别来观摩这些发掘品。

　　唐际根介绍，三星堆这8个祭祀坑位于面积达3.5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大小略不相同，似乎在此形成特定或专门的区域，此前有学者称之为“祭祀区”；8个坑多数作长方形，部分呈方形。仔细观察，似有两两相配、成对出现、形成特定的空间布局。既然这批坑的年代可确定在商代晚期，其“位置”的意义或可参照商代古城的布局来理解：商代古城南北中轴线南段或为重要位置。以洹北商城为例，洹北商城正是一座商中期古城，与三星堆8个坑的年代相当。此城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分布着该城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建筑基址，即洹北商城1号建筑和2号建筑。研究发现，这两座建筑很可能是商中期宗庙所在。大量甲骨文证明，商朝人常常对祖先举行隆重祭祀。唐际根认为，若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与空间位置与商王朝有类比意义，这批祭祀坑就可以理解为“关于祖灵的国家祭祀遗存”。

　　唐际根进一步分析，参考甲骨文记录可知，3000年前的祭祀活动应是庄严、隆重、复杂的过程。完整的祭祀活动，至少有“受祭者”“祭祀者”“祭器”和“祭法”。因多数鼓目面具体量较大，且其瓦形造型及额、颌部常见的穿孔表明，他们使用时同样要悬挂在高处。部分鼓目面具的额头前方还开有方孔，可能原本也用于安插类似流云纹额饰，可见他们代表的也是“受祭者”；纵目面具之所以体量额外巨大，或因为他是蜀国的开国君主“蚕从”，其他受祭者可能是“蚕从”之后的其他蜀王。据甲骨文记录的商王朝祭祀，除祭祀始祖“成汤”之外，常常也祭祀列祖，学者们习惯称之为“合祭”。

　　此外，出土的大立人像则是“主祭者”，其服饰庄重，还戴了兽面冠，表情肃穆。还有其他一些带“动作”的人物形象，如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执璋人像、青铜跪坐抚腹人像等，应均为“从祭者”。

　　“祭祀坑并非全是谜团”

　　唐际根表示，将“受祭者”与“祭祀者”相关联的，便是青铜树。此树的底座高0.37米，分三个“面”。每个“面”都呈“山”形。树高3.59米，成长于山顶。长于山巅的大树，其高度是“山”的近10倍。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制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株比大山高近10倍的树是向天生长，直达天穹的；另有1件小型青铜树,出土时全器遭焚烧，残为数截，树座无存，难以完整复原。但可观察到此树的主干之上有三股绳索状树枝。其中一树枝的顶端存有花果。果实上赫然站立着“人面鸟”。这可理解为，“人面鸟”栖落树顶端花果之上，正在俯瞰人间，甚至在享用供品。“人面鸟填补了青铜树与纵目面具之间的关联，再次证明祭祀者与受祭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青铜树建立的，而立人像等作为祭祀者，瓦形面具作为受祭者的假设是完全成立的。”

　　综合来说，出土器物中有一部分是古人很难获得的物品，如象牙、海贝、铜尊、玉璋、虎牙等。以四川的地理位置，海贝很可能来自印度洋，或至少属于“远程贸易”物品，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这些器物的珍稀性，决定了他们具备作为隆重祭祀场合祭品的条件。

　　唐际根告诉记者，大立人像表现的是衣着华丽表情肃穆的主祭人将象牙抱持于胸前；跪坐顶尊人像，表现铜尊被跪坐在高台上的人高高举起、顶在头部；还有跪坐执璋人像，玉璋被跪坐之人双手挟持奉于前方……这些形象，显示了特定场合人们举行祭祀的“祭法”。因而唐际根认为，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遗物，是一场大型燎祭的结果，焚烧后掩埋，是古蜀国祭祀的一种方式。“三星堆祭祀坑的秘密是可以被解开的，不能停留在器物坑层面上，要对它进行定性，并非像有些专家所说全是谜团。”

　　三星堆文化见证“多元一体”

　　三星堆考古全球瞩目，但纷繁芜杂的消息也让人眼花缭乱。有人说三星堆之前出土的一些文物与中原文明风格迥异，似乎是来自域外。唐际根认为这种观点“以偏概全”。他表示，三星堆文化的确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3000年前包括长江、黄河、印度河在内的广大地域，文化交流是平常之事。三星堆文化受到多个地域的不同文化的影响，但主要的影响来自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人像、青铜树等的确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不同，但若将这些高鼻凸眼的人像与希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中的人形比较，同样全然不同。事实上，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几乎完全来自通过长江中游折转过来的中原商王朝，而技术的背后是制度。唐际根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青铜文明、中原商文明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他们面对中原文化作出选择，保留自身传统，吸纳先进文明。这便是考古学者常说的“多元一体”。

　　唐际根表示，要科学认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意义。随着大量青铜器出土，许多人以为这批祭祀坑所代表的青铜文明要追溯到4800年前。殊不知，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短暂阶段。其年代相当于距今3300年～3000年间，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中晚期。因而它只是整个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的“局部”。“所以从青铜文明的发生时间看，三星堆文化并没有碾压传统的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唐际根说。

　　当然，三星堆的青铜器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它有不同的造型，像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3.96米）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这些在国内其他地区没有见到过。三星堆青铜器凭借其奇特的造型、庞大的体量，在中华文明的青铜体系里占据重要地位，让人惊叹于古蜀国的“豪气”。

　　在唐际根看来，三星堆考古意义重大，足够耀眼。首先，三星堆遗址发掘，见证了古蜀国的存在，见证了在中国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上曾经存在着一个发达的青铜时代古国。这就为古蜀国的存在找到了考古学证据；其次，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见证。三星堆遗址发现有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玉戈、蜗旋状玉器、陶盉等，这些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些器物，应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由中原传入蜀地或者受二里头文化技术与制度影响之下在四川本地生产的。过去国外都认为古蜀地区与中原文化是相对封闭，没有什么关联的，但三星堆的发掘证明，古蜀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综合体中的重要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