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 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所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其关键因素就在于具有稳如山的理想信念、行若水的鲜明特性和旺似火的实践属性。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精神长征”中所形塑的精神谱系有魂、有力、有情，让我们党永葆活力。

　　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能力去认识、传承和发扬百年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实现对精神谱系继承中的创新、拓展中的升华，走好新时代的“精神长征”。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抚今追昔，正是这些可贵的精神汇聚为理想信念的坚韧链条，源流相续，一脉承继，“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时值建党百年之际，更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形成历程与鲜明特质进行梳理与探讨。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构建过程。究其源头，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开创之功无可替代。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他始终把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精神，同其中每个成员的精神品格紧密相连，进行深沉的思考和强调。换言之，只有铸造好每位共产党员的个体精神世界，才可能形成整个党的伟大精神及其外化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是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的突出优势。因之铸造党的精神，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

　　具体而言，毛泽东同志从三个方面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第一，毛泽东以其优秀品格和精神风范，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的形成。比如，他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总是从人民群众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他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反复倡导“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领导方法，等等。第二，他以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和重大决策，引领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比如，他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每一次重大决策，都立足于当时形势的转变和现实斗争的需求，注重了解国情，提倡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革命即将迎来胜利之际，他依然头脑清醒，及时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来提醒全党切勿骄傲懈怠。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要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等。第三，毛泽东以其科学的思想理论培育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支撑，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再到《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一部部党内名篇名著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的光辉历程。

　　筚路蓝缕，其始也简。继毛泽东同志之遗志，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构建与完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曾强调：“回顾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革命的理想和精神，对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有多么大的作用……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断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过程。”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时要求：“要注重学习和弘扬革命先辈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满怀信心地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正是在秉承前几代领导集体优良作风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极其重视对中国精神的弘扬，极为关注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赓续，因此他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革命理想高于天”。“回顾奋斗历程，党带领人民创造了无数奇迹，积淀了宝贵精神财富。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我们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精神谱系的形塑过程，犹如一场前赴后继、锲而不舍的“精神长征”，可歌可泣，伟哉壮哉！

　　“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于革命锤炼，经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堪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越百年变幻，历无数风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谓厚积薄发、底蕴十足。大致而言，它涵括如下三方面特质。

　　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内核，理想信念如山，壁立千仞，屹立不倒。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党的精神谱系之“魂”。从形成过程来看，理想信念贯穿于精神谱系演进的各个历史坐标；从表现内容来看，理想信念在精神谱系形成、发展和延伸的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建设实践，首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引下的方向和目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战胜困难的强大战斗力的力量之源。坚定执着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的精神内核。放眼未来，理想信念更是支撑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深层的内在力量源泉。

　　第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特性，历史积淀若水，川流不息，奔腾浩荡。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百载，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积累的精神财富极其丰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雨花英烈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为标志，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核心的伟大民族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使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展现出视死如归、舍我其谁的革命豪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为标志，以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为核心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使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各种困难面前展现出乐观豪迈、战天斗地的建设激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形成了以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塞罕坝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为重要标志，以兴国强国为核心的伟大革命精神。

　　第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实践属性，创新进取似火，所经之处，即可燎原。中国共产党人把真理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转化为人格的力量，是通过具体每个党员的创新实践、进取探索来实现的，这就使得党的精神谱系中每一种精神，都以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从理念内容上讲，每种精神都有丰富的内涵和呈现方式。比如，长征精神就包含了理想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纪律团结和依靠群众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延安精神则拥有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这样一些初始的原生形态。从理念和实践的关系角度讲，每种精神的内涵虽是经过反复抽象提炼而成，但其中每个概念的凝聚，恰恰是通过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人物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如果光喊理念口号，而不能落到实处见人见事，那样的精神是感染和影响不了人的，亦绝非真正的理论创新。说到底，没有生动实践，没有锐意创新，就谈不上伟大精神，更何谈精神谱系的构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生动具体的党的精神谱系，无一不是落小落细的历史存在，久经众人创新与践行，因而才能点燃为后人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火炬。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精神长征”中所形塑的精神谱系有魂、有力、有情，让我们党永葆活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所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其关键因素就在于具有稳如山的理想信念、行若水的鲜明特性和旺似火的实践属性。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能力去认识、传承和发扬百年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努力将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转化扩展为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实现对精神谱系继承中的创新、拓展中的升华，走好新时代的“精神长征”，“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最终汇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和不竭动力。

　　【作者王学斌，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江珂，系首都绿色文化碑林管理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