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1986年轰动全球的三星堆遗址，时隔30多年后再次震惊世界：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玉琮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但三星堆考古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尽管有如此惊人的青铜器，在官方的定调中，却没有发现任何文字。

　　金属工具的出现、城市和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发明，是文明的标配。前两个条件，三星堆遗址都已具备，唯一缺的就是文字。

　　文字，成了三星堆遗址亟待解开的谜团。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钟葵(翻拍)

　　古蜀国有没有文字 自古就有很大争议

　　三星堆遗址为古蜀国文化遗址。自古以来，对古蜀国有没有文字就有很大的争议。

　　西汉有史学家说，古蜀人“左衽，未知书”。《汉书》也说：“郡国(指蜀地)之有文学，自文翁始。”

　　“左衽”，是指衣服的前襟向左掩，是少数民族服饰，不同于中原人的“右衽”。“未知书”是指古蜀人不懂中原文字。

　　文翁是西汉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汉书》说蜀郡人识字，是从文翁兴教育开始。

　　东晋史学家常璩则持反对观点。他在《华阳国志》中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见称在昔。”称彭祖是蜀人，在商朝时已是太史官，这在史书上有记载，说明蜀国有人在商代已精通中原文字。

　　常璩又说：“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西周时，中原政权视巴蜀人为少数民族，虽然要求他们服从中原政权，但不让他们参与诸侯间的会面和结盟，君长之间来往，书信用不同的文字，车道的宽窄也不同。

　　言下之意是，在周代时，古蜀国有文字，但与中原文字不同。

　　常璩说古蜀国有文字，考古发掘却没发现任何文字，这是怎么回事？

　　三星堆刻画符号是文字？

　　专家不认可

　　在三星堆遗址中，虽然还没发现文字，但发现了不少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主要在陶器上，与之前在四川和重庆发现的“巴蜀图语”为同类符号。

　　这些刻画符号很有可能就是古蜀国的文字，但为什么专家不认可它们是文字？

　　专家认为，一种成熟的文字要符合三个标准：一是要有稳定的形状；二是要有特定的意义；三是要上下成文。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虽有稳定的形状，也应有特定的意义，但数量较少，且基本都是单独出现，没有形成组合表达某种含义的迹象，因此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它们定为单纯的刻画符号。

　　其实，关于史前文物表面刻画符号的性质判定，并非三星堆遗址独有的课题。在此前出土的大量史前遗址文物上，都出现过类似的符号，如贾湖刻符、双墩遗址刻符、良渚文化刻符、大汶口文化刻符等。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的问题，至今仍众议纷纭，莫衷一是。

　　不过，我们仍不能否定古蜀国有文字的可能性。以三星堆遗址展现出的文明高度，完全有可能催生出早期文字。考古专家也说，虽然暂时没有发现文字，但他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是有文字的。

　　谷雨时节忆仓颉

　　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良渚文化也是如此，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上的刻符已达656个。

　　同时，众多史前文化遗址刻符也表明，在文字的草创阶段，存在多个不同的文字版本，正如《荀子·解蔽》所说的：“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初研究造字的人很多，各种文字版本都有。之所以唯有“仓颉版”文字流传下来，是因“仓颉版”体系完整规范，有规则可循，容量大，最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仓颉版”文字的确是我国最优秀的文字版本，它奠定了我国文字的基础。

　　《说文解字》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仓颉先造象形文，因象形字不够用，又造出形声字，跟其他造字者思路不同，造出的字也更多。后人又进一步发展出“六书”造字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法，至此，中国文字已形成了有规则可循的庞大体系。

　　这个体系大到什么程度？甲骨文有单字5000个，现在只破译了不到2000个。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共收录文字9353个。南朝顾野王撰的《玉篇》，共收录16917字。《康熙字典》共收录47035字，20世纪编辑出版的《中华字海》，共收字85000个，真可谓浩如烟海。

　　现在是谷雨时节，按传统，很多地方都要祭祀仓颉。值此时节，让我们一起向“字祖”仓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