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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助推“双循环”

  政经观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向“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转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全球22%以上,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提供了一个成本极低、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池,对于全球资本、技术以及待组装的中间产品产生巨大吸引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蕴含着巨大的全球生产成本降低潜力。再加上,当时中国市场规模小,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只有1.74%,到2004年也不到5%,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有限,很难成为“世界市场”。“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市场”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大量进口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中间产品进行组装加工,然后将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生产了大量以国外市场为目标市场的产品,用参与国际循环带动国内经济迅速增长。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远高于世界2.9%的平均增速。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是仍然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内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产生巨大集聚效应,加上其他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虽然等于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短期内仍然是“世界工厂”。但与40多年前不同的是,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过16%,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元,稳居第二接近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显著。

  中国经济比重的提升就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的比重在下降,结果必然是国内生产更多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事实上,2019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降低到35.68%,远低于世界60.27%的水平,在近200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10;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也降低到1.5%。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国内的投资加消费占比近10多年来一直增长,尤其是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是连续14年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55.4%,内需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也是一个趋势:未来只要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继续提高,这种趋势就不会变化。

  扩大开放,吸引全球资源加入中国大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是“闭关锁国”。只有扩大开放,才能更好地促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扩大开放,依托国内巨大市场以及作为世界市场的潜力,将外部资源吸引过来参与国内大循环,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中国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量巨大”两个关键特征的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同时具备发达经济体不具备的潜力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大规模市场引力优势,只有进一步开放才能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这一独特优势,吸引全球优势资源到中国实现循环,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并影响到全球市场,从而真正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值得强调的是,发展国际服务贸易非常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也是推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抓手。国际服务贸易有四种形式,分别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以及商业存在。其中,自然人移动和商业存在,都涉及到吸引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到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同时又具备独一无二的国情特征优势。中国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经济总量又高达全球16%,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国情特征。用国内大市场形成的“引力”吸引全球优势资源,挖掘作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说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之一。尤其是中国41万亿人民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使中国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品市场,非常有利于吸引全球的产品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提供者来到中国提供服务,在为中国巨大的消费者群体服务过程中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并出口出去。这个过程伴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进口和出口,会带来世界和中国的共赢。

  一些领域的服务贸易对于优化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打通堵点也能发挥作用。比如,近年来离岸服务外包占新兴服务贸易出口额的70%左右,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外和国内对于服务需求的此消彼长,出现了服务外包的“离岸转在岸”,原本为国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外包承接者,也开始为国内发包方提供服务,他们在服务于国外客户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技能和标准,以及处理外包流程过程中合同制定方面的一些经验,也有利于与国内发包方的业务往来,这就可以降低国内产业分工过程性必然涉及到的交易成本下降问题,有利于打破国内大循环的一些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高效。

  将“双循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结合起来

  更加充分地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需要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内部各地区间实现比较充分的自由流动。然而,多年来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是“区域间竞争”,这种独特的产业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解释;虽然在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产业分割”“区域间产业结构雷同”等负面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时候,这种“区域竞争”制度的“收益”可能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区域竞争”制度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开始凸显。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应该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其中一个调整方向大致就是将区域竞争过程中的竞争主体规模扩大。在这方面,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途径之一。通过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既可以加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又可以更好地发挥区域竞争的制度优势。应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这种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区域间竞争主体规模的扩大,有点像产业经济学理论中“某个产业发展到相对成熟期时就会出现企业间的合并”。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产业集中度提高是“市场之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而区域一体化战略则是在市场力量形成的产业集聚基础之上,“政府之看得见的手”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推进过程中,仍然要从“服务于微观主体”的角度着眼,建立一体化的治理机制。比如,为企业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更加自由地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在各地进行政策协调方面,如果出现困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谈判”模式。这有利于用相互交换政策条件来逐步推进一体化过程中的政策协调一致。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双循环”

  网络与数字经济为促进国内大循环以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互联网天然跨越地理障碍。原本基于地理空间集聚的经济活动,由于地理邻近有助于降低成本,容易导致地理邻近的地区开展合作和经济循环。然而在网络和数字空间内,地理距离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有助于微观经济主体跨越地理界线而进行大循环。比如,在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在网络上订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产品,各类商品在统一的网络平台上相互竞争,不同发货地点导致的购物体验差异越来越小;电商大数据甚至可以做到“订单未到,货物先行”,根据大数据预测各区域的需求状况,提前将货物发送到需求聚集点,使得人们从网上订购货物的到货时间大大缩短,更进一步减少了不同地区购物体验的差异。这些事实可以说明,电商在零售领域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理市场分割,进而从消费端倒逼打通区域间循环堵点,推动形成大循环。

  另外,国内互联网平台的品牌效应,也可以帮助一些过去主营出口业务的“代工”企业,迅速获得在国内的品牌效应,而无须再进行漫长的品牌培育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建立。电商推出的“优选”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从而做到灵活地根据国内国外需求状况调整经营方向。这可以解决很多企业出口转内销时面临最大的渠道问题。鉴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笔者建议在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时应该采取“宽口径”,即把“传统产业数字化”部分也纳入数字经济研究范畴。因为传统经济数字化也很重要,它可以使传统经济具备新经济的性质,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更大部分畅通循环,突破更多的堵点,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一种自发需求推动下的自发秩序。此时相关政策就很可能事半功倍,达到预想的效果。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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