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桌会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传递出中国经济发展清晰而鲜明的信号。

　　如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和发力点在哪？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期《理论周刊》特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张燕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王廷惠、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围绕2021年经济工作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于梦江、杨博、张冬梅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经济正实现强劲复苏，前景会越来越好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形势？

　　王廷惠：2020年特别不容易，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全球化进一步向前推进，贸易和各种交流都在增强，这才是大趋势大方向。对此，中国看得非常准，要开放要发展。世界银行在1月5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提出，全球经济2020年萎缩4.3%，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中国经济将增长7.9%。整体上中国经济恢复的底气很足，我们应对2021年经济形势保持战略乐观。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超级大市场的潜力，中国经济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沈国兵：很是巧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都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达7.9%。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实现强劲复苏。可以看到，我国已在积极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相继签署了RCEP协定和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些都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看，今年经济前景可期，但也会受全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控制程度和经济复苏情况的影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2021年中国经济将呈现何种特点？如何开好局？哪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张燕生：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这一年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于如何开好局，可以用三个“新”来概括。

　　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4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较好地推进了三方面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工业化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面向未来30年，我们还要推进另外三方面工作：大力推动科学发展，让科技创新成为新发展阶段驱动发展的新动能；大力推动法治建设，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治理现代化；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

　　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应该是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和过去40多年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以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为动力的外向型战略完全不同的新变化。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无疑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其中，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等，依托国内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加速国民经济的大循环成为未来发展重点。

　　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对此，您如何看？

　　王廷惠：首先，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是围绕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的基调“稳中求进”。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定调也是这样，就是强调“稳”。第二，政策搭配组合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重点是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强调促创新、调结构，强调在调节分配方面主动作为。这与整体战略部署、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强调稳健。譬如，在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方面，提到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增速要基本匹配，M2（广义货币供应量）会慢慢调到一位数，整体上会适当偏紧。这些主要思路与改革开放是配套的，更强调依靠经济内生出的活力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靠大水漫灌。第三，政策操作的基准，特别注意把握时度效。最关键的就是注重实际效果，然后综合、科学地研判怎么去操作，怎么有效搭配政策工具。第四，操作的具体要求是精准有效，特别强调要有针对性。第五，强调提高政策组合的质量，把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起来，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质量。

　　张燕生：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要看到，疫情对我国小微企业产生很大冲击，尤其像餐饮业、旅游业等生活性服务业仍很困难。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另外，最近外汇管理局也出台政策，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由0.3上调至0.5，放松外汇管理，需要引导走出去聚焦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现代服务等领域。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想请您谈一谈对这八项任务的看法，对您来说，哪些内容最让您关注？

　　沈国兵：我认为，这八项重点任务可以归结为4个显著的着力点：一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安全问题，二是畅通双循环的堵点和扩大内需问题，三是高水平开放和有效落实高标准协定问题，四是解决好民生问题。

　　相比来看，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安全问题，就是解决“卡脖子”难题，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任务；畅通双循环的堵点和扩大内需问题，这是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打通国内国际大循环中遭遇的堵点，提升贸易和投资来扩大就业、增加收入；高水平开放和有效落实高标准协定问题，这也是中长期内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解决好民生问题，这是解决2021年所有重点工作任务的落脚点。

　　张燕生：八项重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首先涉及到提升创新链支撑能力，如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应用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为2.2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首次突破6%，但与发达国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仍很大。构建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一流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平台，需要加大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力度，营造更具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跨境创新网络，使得研究经费投入取得更高的效率。

　　重在解决供需两侧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去年以来，党中央特别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注重需求侧管理，并提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如何看待这样的政策安排？

　　张燕生：要解决我们消费、储蓄、投资的重大制度安排，实际上还是要推动需求侧管理、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需两侧的短期稳定增长、中长期结构和体制性障碍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首先，提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当务之急。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老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下一步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支点，创造出来的蛋糕要给老百姓分配更大份额。老百姓手里的钱越多，消费能力越强，国内大循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就越强。

　　其次，要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都提出，要完善社保体系建设。其中，社保各地统筹变成全国统筹，是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加快城乡统筹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解决老百姓消费后顾之忧的重要之策。

　　沈国兵：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要有就业、有收入。在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同时，需要优先强调扩大就业、增加企业和居民户的收入。由此，稳外贸、稳外资，拓展贸易和投资新业态，充分挖掘消费和投资潜力，变得尤为重要。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发挥供给侧+产业政策推动作用。通过产业布局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发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网购平台和电商的运营，通过培育产品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来催化国内外消费潜能。二是发挥需求侧新业态牵引作用，加快推进互联网行业与5G的发展，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大文化、大健康等新型消费。三是精准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发展，需要对行业和企业进行有效分类，对于中等规模以上企业，可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中小微企业，可实施“输血”政策，以期更好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四是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作用，大力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激活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五是实施有效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通过纳入家庭支出考量、强化个人所得税阶层的细化调整，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比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种子和耕地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将“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提出来，在您看来有何深意？提出了怎样的工作要求？

　　张燕生：种子问题和耕地问题实际上事关粮食安全问题，14亿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饭碗是天大的事。

　　现在种子安全问题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国外一些大的垄断性种业公司对中国几千年积累的优良种子或并购或遏制。比如，全球大豆贸易量约1.5亿吨，我国进口了接近2/3。现代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农产品领域后，确实产生了像大豆、玉米、高粱等品种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我们传统农业有优良种子，但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创新经济、全球竞争形势。因此，要推动技术攻关，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因为一旦依赖了国外的种子，饭碗将端得不稳当。耕地也事关粮食安全。为此，每年中央都要强调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所以说，今年中央经济会议专门讲“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提出来，就是要确保粮食安全。

　　把握全球供需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重大机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工作中的鲜明指向。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广东、广州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如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对此，您有何建议？

　　张燕生：广东要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开好局非常关键。首先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此，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急转弯很重要。尤其要处理好短期经济稳定、中期结构调整和长期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平衡、可持续性。对广东来讲，要做好构筑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这篇大文章，做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开局准备，做好深耕东亚生产网络，把握全球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重大机遇的谋划。

　　王廷惠：广州的起点和基础非常好，拥有超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和特色。未来，可以加强四方面工作。第一，要深改革，把改革牌打好。譬如，推进市场准入制度、商事登记制度、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梳理产业链供应链的痛点堵点，以制度之长来补经济发展的短板。不妨借助国家级改革创新的平台，在制度层面上把方方面面有利因素集成起来、活力释放出来，在全省加快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中提供有力支撑。第二，要大开放，把开放的优势用好。在全球打出“开放广州”的品牌，向全世界展示广州的开放力度、开放姿态和开放精神。第三，要勇于创新。譬如，通过制度上、组织方式、具体模式和技术层面的系统创新，在全球创新城市中不断进步。用创新的理念、思维、方法和视野，让国家战略科技创新布局在广州落地，打开新的局面。第四，要厚植人才优势。譬如，广州大学城要把对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人才保障的作用发挥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