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通在出席“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期间发言。

詹姆斯·斯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詹姆斯·斯通(James Stone)是美国资深经济学家，他还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美国普利茅斯岩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出席“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美国保险行业的大咖。詹姆斯·斯通坦诚分享了美国保险行业发展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他表示，随着老龄化发展，中国个人养老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武威

　　买保险与年龄无关

　　中国保险业和再保险业都有很大发展空间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保险业的发展？

　　詹姆斯·斯通：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来过中国，最近几年我基本上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亲眼见证了中国保险行业的蓬勃发展。

　　虽然我们公司只在美国的6个州做生意，但光是这6个州的客户数量就已经超过100万人。而在中国，保险公司的产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并且中国人口有14亿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保险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目前在美国，再保险业务已经发展起来了。如果保险公司因为赔偿或其他问题出现破产，其承担的风险就比较大，在美国这样的情况并不出奇。保险公司为公众提供保险，再保险则是保险公司的保障，像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再保险行业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由他们国家的保险公司为世界各地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我觉得再保险行业在中国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广州日报：在保险消费习惯上，美国有哪些做法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詹姆斯·斯通：我觉得大家买保险的习惯不同。我认识一些外国朋友，他们的父母都快50岁了，因为担心将来退休金不够支付医疗费用才考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但50岁之后能够购买的保险种类很少，并且价格很高；一旦过了60岁，他们能够购买的保险种类就更加少了，尤其是寿险种类。

　　但在美国，很多人在孩子刚出生时就会为孩子配备各类保险，在他们看来，买保险跟年龄无关。而政府和雇主也支持员工自己购买保险，因为如果所有员工都养成买保险的习惯，那么雇主在工作中面临的风险会小很多，总体上平摊到企业的成本中，企业的负担就会低不少。

　　我注意到，像中国居民很少为房子购买保险，很多人为车子购买的保险也是较为简单的品种。而在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中，一旦你有了汽车和房子，就应该都为其购买保险，因此他们不用担心后续房子、车子出现的问题，也就不用担心消费预期的问题。居民有了消费预期，企业也更愿意去投资，也才可能有高回报，而企业追加投资本身也可以增加一些居民的收入。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为消费“保驾护航”的。

　　重视投资者教育及风险管控

　　中国个人养老金有约10万亿美元市场空间

　　广州日报：中国的个人养老金近年来很受欢迎。美国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如何操作的？

　　詹姆斯·斯通：我每次来中国都会和中国保险业的同行交流。他们也谈到，从2022年开始，保险公司推出的个人养老金业务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中国现在发展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非常及时，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 IRA（个人退休账户）的资产总额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一半以上。现在中国的GDP已突破120万亿元，如果参照美国的第三支柱占比，则中国个人养老金市场有约10万亿美元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市场。

　　美国的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建立较早，其中IRA在美国养老金总资产中占比超过35%，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IRA中有很大比例的资金来自第二支柱的结转，第二支柱DC计划（缴费确定型养老金）的参与人在换工作时可以将DC账户内的结余资金转入IRA，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通过这种方式转入。同时，第二支柱的退休账户资金也可结转至IRA。

　　其次是IRA资金可以实现自身增值。对IRA资金的投资范围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不仅可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还可投资其他理财产品，股票市场的红火也对IRA资产的长期增值贡献很大。当然，政府对IRA资金投资理财的操盘者有严格要求，一般由过去几年内有较好投资业绩的机构投资者来负责。

　　第三则是居民个人主动缴费。随着居民保险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人接受养老投资者教育，形成了较好的保险投资习惯，主动购买个人养老产品。实际上，个人养老金通常要缴纳20年以上，才能在退休后产生比较好的收益。

　　广州日报：年轻人与老年群体在资产配置习惯和风险承受能力上不同，在个人养老金的投资方向上是否也会有所不同？

　　詹姆斯·斯通：你说得非常正确。对年轻的缴费群体来说，虽然短期内退休金支付需求较低，但将来在他们退休时应付退休金总额将呈指数级增加，因此应尽早提高年轻群体的缴费率，在投资端，要为年轻缴费群体匹配风险与收益较高的投资标的。

　　若缴费群体为年龄偏大的人群，虽然其应付退休金总额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但近期需支付的现金流会较大，老年群体的养老金计划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因此在投资时应更加重视对风险的管控，确保资产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实际上，美国在个人养老金投资方面也走了不少弯路。如在IRA推行之初，将投资方案完全交由个人选择，但个人的投资选择既不理性也不专业，往往出现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两极分化，导致资产配置与群体的风险特征不相符，直到2006年美国将目标日期投资（TDF）作为默认投资选择，IRA账户的资产配置才更加科学。我觉得中国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个人养老金投资道路。此外，养老投资需要较高的专业化知识辅助，中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发展也需要专业金融机构参与此项服务，在养老理财产品设计、产品期限和资产配置上都要体现出专业化。

　　科技发展或加速财富分配不均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中国高质量发展带给世界的机遇？

　　詹姆斯·斯通：我认为环境问题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未来的20年、30年乃至50年里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因此，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早前中国公布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在这方面，全世界都要为中国点赞。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对全球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对美国、欧洲和中国来说，最好的出路是合作与贸易，这样所有人都会更富有；若是搞贸易壁垒或者搞冲突对抗，那是没有出路的。

　　广州日报：您在“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期间谈到，科技发展也带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对此如何理解？

　　詹姆斯·斯通：随着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让更多的财富流向那些拥有最多知识的人。但我们知道，财富分配不均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今天我们能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技术和知识型就业市场的惊人扩张。科技企业的特点是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它们倾向于雇佣那些已经享有特殊权利和受到高水平教育的人来从事报酬最高的工作，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它会推动企业和个人财富的日益集中，而现代经济的金融化、杠杆衍生品的使用也推动了财富集中化。如果我们重视充分就业，那我们就不能转向一个“理想的工作只留给精英”的经济模式，这会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

　　广州日报：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非常重要？

　　詹姆斯·斯通：在我看来，帮助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走向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作为一项成就载入史册。我们都知道，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要依法保护合法致富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要依法惩治违法致富的行为。

　　近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3%上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10年间，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让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也许十年后，会有更少的人持有更多的财富，在我看来这是很多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采取更多的措施，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将会走向顶峰。基尼系数告诉我们，美国是最不公平的发达国家之一，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现在拥有90%的金融资产。当然，绝对的公平是很难衡量的，但我们无法对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均视而不见。在美国，我们的联邦遗产税一直被削弱，其收入现在只占我们GDP的不到1%。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有效的遗产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