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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浪留迹，万里风云来。历经岁月洗礼，广州始终城心永续、勇立潮头，始终在中国版图和世界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世界望向广州，这座城市未来如何实现位势向上之变？
10月16日，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广州与世界——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到全球城市”学术研讨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聚焦“广州与世界”核心命题，考古、历史、华侨史、经济学、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的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寻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与跃迁之路。特将与会专家精彩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建设全球南方枢纽城市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广州建设面向亚太、面向全球南方的世界级枢纽城市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一看发展需要和时代引领。广州建设全球南方枢纽城市，既是服务国家总体战略、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关键布局，也是千年商都、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需要。
全球枢纽城市，不仅是交通中转和商品集散中心，更是具备综合性、战略性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实力、运输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国际合作交流、科学技术创新和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枢纽城市。
建设全球南方枢纽城市，首先要成为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发展的更高形态，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顺应国际经贸格局重构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高能级的资源配置能力、高流量的商品集散功能、高标准的贸易服务功能、高水平开放与制度创新等。
建设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必然要求。因此，长三角和大湾区等地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需要以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作为功能核心，整合区域产业与市场资源，提升城市群的全球竞争力。
二看抢抓机遇和应对挑战。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是广州成为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可靠保障。作为省会城市、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成为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的机遇具有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特征。
当然，广州也面临许多挑战，既有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因素，也有高端商贸服务集聚度、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仍落后于全球先进城市的因素。但是，大多数挑战是发展中的问题，且可以通过发展逐步予以解决。
三看补齐短板与优化方向。广州需要对战略站位、功能融合、制度供给等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与针对性破解。
第一，在服务国家战略中锚定城市发展定位。广州要形成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的高度自觉，积极发挥制度型开放的先行探索功能，突出目标定位的国家属性，将其嵌入贸易强国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的战略全局中系统谋划。
第二，在区域与全球发展中实现联动发展。广州提升商贸功能，要与区域及全球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实现联动发展，提高对区域发展的参与度与引领力，增强辐射带动与反向赋能功能，并升级为支撑区域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综合引擎。
第三，加强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建设。一是尽早出台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总体规划与行动方案，以此统领商务、发改、科技、交通、教育等部门的专项规划。二是尽早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统筹调度机制、粤港澳三地商贸联动机制，防止部门分割、区域壁垒等。三是增加具体政策的前瞻性与精准性。特别是有关数字贸易、全球供应链管理、绿色贸易等新兴商贸业态的政策，要有先行性和引领性。至于跨国采购中心、高端商贸服务企业、国际化商贸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政策则要避免供需错位。
从千年商都迈向创新枢纽
王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城市活力的来源，随时代而变。站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广州建设中心型世界城市的关键，是从“千年商都”迈向“创新枢纽”。这是在延续开放包容城市特质的基础上，以创新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重塑城市功能。
当前，支撑广州千年活力的条件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尽管地理位置仍很重要，但技术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它不仅决定全球网络结构中谁引领、谁跟随，也使城市地位随技术变迁而升降。
世界城市的产业固然多元发展，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新时期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要求世界城市率先构筑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创新枢纽。对广州而言，打造创新枢纽并非全面开花，可在兼具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地方特色的新赛道、新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夯实基础、确立地位。
从商贸枢纽转向创新枢纽，广州已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与实力。一方面，千年商都基因蕴含着善抓机遇、随市场而变的适应性变革精神——从一口通商到广交会，从以商促工到以贸带创，广州总能顺应时代自我调适。这种开放包容的适应性变革精神是广州最重要的活力来源。另一方面，持续加强的科研实力建设，奠定了这一转型的实力与基础。开放的市场网络、齐全的产业门类与雄厚的科教基础，构成了迈向创新枢纽的现实支撑。创新成果正在多个新赛道落地：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加速成长。
迈向创新枢纽是一次跨越较大的提升，广州仍需在创新策源、产业生态与国际链接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做强特色赛道，贯通有组织攻关与逆向研发。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先进显示和新型储能等兼具国家战略需求与地方比较优势的新赛道，强化有组织攻关，争取更多国家重大专项牵头立项；同时，把“市场需要什么、科研助力企业研发什么”的逆向研发机制确立为产学研联合体的工作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二是抢占人工智能先机，育强创新型企业成长链。人工智能是新一代通用技术，应以多场景开放、多领域开发、多产业融合，实现应用带动开发、开发深化应用。当前广州创新发展的短板不在创业而在成长，应在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市场化并购重组为重点，促进创新型企业更好成长。三是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把商贸网络转化扩展到科技合作网络。以广交会叠加技术贸易，通过贸易订单牵引联合研发；围绕出口产品本地化需求共建联合实验室；依托全球溯源中心，参与绿色和数字贸易国际标准共建，将广州的供应链、分拨、市场场景转化为国际科创合作的独特竞争力。
向着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跃迁
王廷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广州正推动城市功能由以商品集散为核心的商贸都会，向兼具要素配置与规则供给能力的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跃迁。跃迁的实质，是枢纽向中心的升格。枢纽是功能，指作为网络节点集聚流量、连结供需的机制；中心是地位，指组织流量、支配配置、输出规则的位势。流量型枢纽仅为通道，配置型枢纽具备组织能力，制度型枢纽供给规则。这一功能演进，正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的历史优势沉淀为制度资本的过程。
一是激活千年商贸文明资本。广州商贸文明资本深厚，千年商贸生态的网络效应、跨代际客商的声誉资本以及制度遗产优势突出。广州应活化各种商贸遗产，塑造城市IP；推动广交会升级为国家级综合窗口，联动广州国际商业港打造“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推动专业市场集群迭代为全球采购总部、供应链调度中心与品牌出海孵化中心，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商贸枢纽。
二是工商并举，以贸促工。应坚持以贸促工、以工兴贸，助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统筹珠三角智造供给、港澳国际服务、广州流通枢纽、葡语国家经贸渠道；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现同线同标同质；集聚国际结算、商事仲裁、标准认证、涉外法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广州升级为大湾区的全球供应链组织中心、高端商贸服务中心与双循环关键链接中心。
三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商贸。广州应构建集交易、通关、物流、金融于一体的数字贸易操作系统，将外贸链条上的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放到同一数字化底座上协同运行；推进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实现小单快反、柔性定制；依托南沙自贸区与跨境电商综试区，培育数字、绿色、服务贸易新赛道；深化“商贸+制造”双向赋能，抢占AI智能体贸易先机，把握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主动权。
四是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配置。应主动布局全球，深耕东南亚，巩固欧美，拓展中东拉美，联通葡语国家；培育本土跨国商贸企业与全球采购集团；布局海外仓与境外展销网络，构建“广州总部+全球节点”跨境商贸体系，实现流量型枢纽向配置型枢纽的跃迁。同时提升空港、海港、铁路港与数字港的协同效能，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分类监管，建设国际数据枢纽。
五是从规模优势转向标准输出。全球价值链治理者掌握“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标准生产”的协调权力，标准因网络外部性与锁定效应而自我强化。在定价权、品牌权、标准权中，标准权居于支配地位。应推动商贸向品牌运营、标准输出、供应链金融、品质定价升级；培育本土国际品牌与湾区智造高端品牌；依托广交会与专业市场，打造全球细分品类定价中心、认证中心、趋势发布中心。
六是以制度型开放增强制度资本。应加快落实《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措施三十条》，对标CPTPP、DEPA先行先试，推动制度创新由本地试点走向可复制的规则供给。大湾区正由“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迈向“世界规则”话语权提升的新阶段，南沙要加快创建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
联通世界的文明印记
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今天的广州古称“番禺”，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核心城市。
从考古资料看，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的一段时间里，番禺的发展曾短暂衰落。但大体从西汉晚期开始，番禺的经济逐渐复兴。经东汉一代不断积累和发展，最终以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为标志，以番禺为州治的“广州”所辖区域的发展更胜往昔。
当然，“广州”初期的设置曾有所反复，因此《吴志·孙休传》载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再分交州，置广州，表明公元226年所设“广州”此前曾废。“广州”在这段时间旋废旋置的情况，不仅与地方行政管理的多变有关，更体现分设“广州”乃大势所趋。
较系统、较早记载广州的文献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而据《汉书·南粤列传》，南海尉任嚣在去世之前对秦将赵佗讲，“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反映了后来建立南越国的考量。
在文献中，早期“广州”的辖境时有变化。当然，不管“广州”领郡数量如何调整，其所辖的空间大体相当于《汉书·地理志》所载“粤地”的东侧，郡治番禺则一直未变。
无论是古代行政区划上辖郡的州一级的“广州”，还是今为广东省会的“广州”，都拥有“负山面海”的独特地理优势，是南岭与广袤海洋之间的富饶之地。不断出土的“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砖文，正是当时广州人的最自豪宣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区域经济把“广州”造就为中原与古代世界向南联通的重要城市。番禺成为与长安向西“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又一重要外联通道的重要起点。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多年考古资料揭示，从番禺出发的船舶沿海岸而行，经合浦、徐闻，将这里丰茂的物产运向远方。两晋南北朝的通商之路更加繁荣，“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唐代初期，在城南设置的“蕃坊”将远道而来的蕃人会聚在一起，留下了如光塔、怀圣寺等重要史迹。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从广州出发“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成为已知的第一位航行至两河流域的外交使者。2000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出土的蕃人头像、象牙和印章，更是唐时蕃人进入州治的历史见证。
自古以来，从番禺出发的人们将遥远的东西方世界联通在一起，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发展出多元兼容的岭南文化，在与世界相向而行中相遇相知、共同发展，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全球视野下的广州与中西文明互鉴
吴义雄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广州自古就是中外文明交汇之地。16世纪后，早期全球化浪潮迅速波及广州，文化交流呈现出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局面，引领了中外文明互通、互鉴的时代潮流。
明清之际，广州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交流的前沿。自18世纪后期开始，广州口岸进入“一口通商”时期，恰逢贸易全球化进程新阶段。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英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广州贸易的整体上升。18世纪末开始，美国对华贸易也呈强劲之势。广州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更进一步的文化交流需求也因中外贸易的发展而出现。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小斯当东，在赴广州商馆任职时，已是最精通汉语的英国人。传教士马礼逊先后出版了6巨册《华英字典》、多种汉语研究书籍，成为极负盛名的汉学家。学习研究汉语，编纂词典、语法等工具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这类活动融入文明互鉴逐渐深化的历史脉络，不仅提供了当时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也为中西文明的长期互动奠定了必要基础。
经济交流的持续拓展还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19世纪前期的广州已成为西方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前沿地带。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口岸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并不限于语言和学术，而是具有全方位的特征，包括艺术品外销、文学作品翻译、戏曲表演交流、建筑艺术互鉴、生活情调交融等。各国人民的生活和事业因此而丰富多彩。
与中国文明向外传播的进程相应，西方的知识和信息也通过多样化渠道向广州口岸流动。19世纪前期，在广州的中西交流有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新文化形态的移植。这里的新文化形态是指，在各种商品、书籍、艺术作品等物质形态成果和语言、风俗、生活情调等体现的非物质形态成果之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以机构和制度形式呈现的交流成果，包括新式学校、西式医院、学术社团和传播媒介。
早期全球化浪潮在广州也促进了我国本土力量的成长。贸易活动造就了一批依靠语言技能提供服务的本土人士（如早期的行商、通事、买办等职业人群）和陆续从广东前往英美求学、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粤籍青年，他们后来都在通商口岸发挥作用。同样，关于海外世界的各种早期本土作品也应运而生，私人撰述如谢清高《海录》、萧令裕《英吉利记》，官修著作如《广东通志》《粤海关志》。林则徐在广州寻求域外知识、技术和信息，引领“开眼看世界”的潮流，开启具有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的探索历程。在广州口岸形成的各种中西人士的著作和报刊文字，后来都成为近代知识发展和思想演进的重要资源。
正如人们所说，广州是前近代时期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而对接触中国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广州同样是通向“世界”的窗口。
广州的世界“侨”梁
张小欣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广州是华南地区沿海商业巨埠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其先民长期以来沿着海路向外播迁、发展，将独具特色的广府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他们既是广州因海而兴、因商而盛的标志，也是广州联通四海的桥梁和纽带。
侨脉绵延，是广州与世界联系的历史根基。两千多年来，广州始终处于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前沿。华侨华人则是这条历史长河中延续不断的根脉，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广州走向世界，也把世界带回广州。由此形成的不只是一座人员往来的桥梁，更是一张城市与世界长期互动的网络。
以侨为桥，是广州与全球经济网络链接的通道。新时代的华侨华人是现代经济大潮中的企业家、投资者、专业人士和创新人才。他们链接的不只是广州和住在国两个地方，而是两种市场、两套资源和多重网络。
近年来，广州持续推进“侨助经济·穗链五洲”等工作，推动侨企、侨商、侨团与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对接。这种“以侨为桥”的做法，本质上是广州开放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侨与广州的关系，正在拓展为资本、产业、人才、科技与服务相互联结的现代网络。
文脉相承，侨文化是广州与世界文化的纽带。对于华侨华人而言，广州不仅是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一种乡土记忆和文化认同。广州的古村落、历史街区、侨居遗迹和侨乡文化，成为连接海外华裔与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广州也借助华侨华人走向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侨”梁传递的不只是资本和商品，也传递记忆与文化；连接的不只是广州与海外，更是故乡与远方、传统与现代、交情与友情。
侨力常新，从“落叶归根”走向“共同建设”。一座桥真正有生命力，不在于曾经连接过多少地方，而在于能否不断延伸、不断更新。
时至今日，华裔新生代正在成为广州“侨”梁新的建设者。有人回乡创业，有人在穗投资，也有人长期生活在海外，却通过企业、文化、科技和社会公益等与广州保持密切联系。“侨”已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群体概念，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社会网络和日常存在。
面向“十五五”，广州提出新增密切联系海外侨团100个、以侨为桥举办经贸交流100场等目标，其着眼点正在于把分散的侨务资源转化为持续的全球行动力。
回望历史，可以看到，“侨”从来不是城市发展的一条旁支，而是深深嵌入广州城市肌理的一条重要脉络。
这就是广州“侨”梁的意义：它以乡情为起点，以经贸为纽带，以文化为根脉，以全球网络为延伸。它连接的不只是广州与世界，更是过去与未来、故乡与远方。这座跨越山海的“侨”梁，连接的是广州的历史，也是广州不断走向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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