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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尼葛洛庞帝曾是数字化研究的“教父”。那个“从原子到比特”的核心判断石破天惊，让信息得以脱离沉重的原子躯壳，一飞冲天。2001年，列夫·马诺维奇出版了《新媒体的语言》。这位被认为是比肩尼葛洛庞帝的数字文化理论的先驱，将这场伟大的“文化数字化”变迁，梳理成一场经过百年技术蓄力的漫长准备，由两条看似平行的河流，最终冲破堤岸、汇聚成数字洪流的故事。
一切都起源于现实需求。从18世纪中叶起，大工业与大规模城市化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对“大规模人口统计”（提升计算能力）和“大规模信息记录/分发”（提升媒体处理能力）的近乎无限的需求压力，大大超越了管理者的能力。正是这种需求压力，推动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向了计算和媒体的技术进化，并最终实现了“融合”，从而导致了今天这场新经济的范式转移。
这是两条跨越百年的技术演化路径在20世纪中叶的“世纪大握手”。
路径一，源于人类“计算一切”的理性雄心。19世纪30年代，当大城市疯狂膨胀时，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已经在构思一台复杂的机器——“分析机”，那标志着人类试图用机械模拟思考的开端。这缕理性的星光，在百余年后点亮了艾伦·图灵的理论构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催生了如房间般巨大的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此时，计算机还是象牙塔与军事密室里处理数字的超级算盘，与诗歌、绘画或音乐似乎毫无关系。
路径二，则源于人类“记录一切”的感性冲动。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法国人路易·达盖尔用化学与光学，将窗外的景物永久“定影”在了镀银的铜板上——摄影术诞生了。紧接着，爱迪生留住了声音，卢米埃尔兄弟抓住了动态影像。这条“媒体”之路的目标，是捕获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世界（它的形状、色彩、声响与运动），导致整个20世纪的我们被电影、广播、电视所塑造。一段影像与涂布其上的卤化银颗粒不可分离，一首歌曲与唱片沟槽的物理形状紧密相连。它们精美，但难以编辑与重组，还会逐步衰减。
在漫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这两条线是平行的：计算机只管算账和加密，媒体只管记录和储存。但到了20世纪中期，奇迹发生了：我们所看、所听、所感的一切，都可以被“翻译”成数字（如，将一段影像采样、量化、编码，变成了一串二进制代码），并可以被编程（如，通过算法去除图像“噪点”、改善图像的对比度）。两者的融合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梦想：“一切皆可记录”与“所录皆可计算”。媒体变身为新媒体——媒体处理器，成为现代大众社会的奠基石。
文化史上最深刻的变革由此产生。在传统时代，影像、声音和文本分别储存在照相干版、电影胶片或留声机唱片上。它们是“重”的，受限于物质载体的寿命和空间。一旦实现数字化，所有的文化符号都被还原为“比特”数值，没有重量并永不衰减。这意味着：图形是可计算的：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算法，瞬间改变一张照片的色彩基调。空间是可计算的：建筑师不再需要木模，数字模型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压力测试。声音是可计算的：音乐不再是磁带上的磁粉，而是可以任意拉伸、剪辑的波形数据。人类对文化的创造进入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新时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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