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开发服务业就业新增长点

　　专家访谈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近日发布。《决定》指出，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决定》指出，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形态，如今的就业市场有了越来越灵活的趋势。未来应多方协同，进一步开发服务业的新增长点。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

　　释放服务业用人需求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记者：您曾提及，随着人口集聚，服务业就业的占比也将增加。这句话如何理解？

　　陆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推动下，平台经济会为服务业（如外卖行业、家政服务行业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目前，我们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跟世界发达国家在历史同期相比，现在中国农村人口、农业人口占比也偏高。因此要解决制度性障碍，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城，为进城务工人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样也会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就业的占比。

　　记者：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开发服务业就业新的增长点？

　　陆铭：随着技术的变革，服务业大量被数字经济和大数据赋能。很多新的平台经济都是依托大数据来满足人们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通过将小规模、零散分布的服务的需求跟供给有效匹配，从而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而开发服务业就业新的增长点，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第一，要持续地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才会激发出人们对服务业的更多需求。第二，放宽一部分限制性措施，当前我国对制造业产品消费有大量的鼓励措施，但对于服务业消费的发展，尤其是供给侧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很高，市场管制严格，就会导致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第三，增加城市街道的活力。服务业是一个需要人和人见面的行业，有些地方要增加街道密度和易于行走性，才能提升街道的活力。

　　记者：您一直在呼吁户籍制度改革，《决定》也提及“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同步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目前我们还需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以进一步推动？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现在的重点是要突破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增加落户名额，改善积分制度，确保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为积分落户的主要标准，降低甚至取消以教育水平为积分落户标准所占的权重。同等级大城市之间可实现积分累计互认。

　　对于有意愿落户的人群，要加快落户的进程，降低落户的门槛；对于暂时不能落户的人，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尤其是在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教育以及公租房廉租房供应方面的建设要加快，公租房廉租房可以更多采取住房券的方式，更加高效地进行供求匹配，减少建设和管理成本。

　　解决重点人群就业 青年人应提升“软技能”

　　记者：《决定》指出，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您认为青年人应如何培养能力，拓宽就业渠道？

　　陆铭：青年人的就业，我认为要顺应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变化，以及新的产业结构调整。

　　相比制造业，服务业更需要人际交往能力技能，如理解力、沟通力、表达力等，同时这些技能也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青年人要在技能要求上去顺应趋势，注重对自己理解力、沟通力、表达力等社交能力的培养。

　　记者：《决定》指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目前我们也一直在呼吁职业教育，您作为高校教授，认为应当如何调整？

　　陆铭：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都应当面向产业结构调整。在服务业岗位培训里要增加对难以被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取代的岗位培训。比如在直播电商行业，要增加一些软技能的培养，比如直播间设计装修、语言表达、情感沟通等，这些都是数字人很难取代的软技能。

　　记者：目前在一些大城市，我们也看到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下，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越来越多。在实现可持续就业方面，我们面临哪些挑战？应如何更好地规范？

　　陆铭：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形态，就业市场的确有了越来越灵活的趋势。对于这些新业态的规范发展，我认为主要是在社保、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要基于灵活就业的特征去考虑制度设计，不能走“让灵活就业固定化”这样的传统路子。

　　灵活就业具有自身优势，比如它能够把就业者的零碎时间利用起来，同时也可以允许从业人员多点执业或同时接入多平台，从而在不同职业、行业、城市之间灵活转换，通过灵活就业，可以兼顾家庭和就业。有的灵活就业者，甚至没有固定雇主、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平台，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这些灵活就业者跟平台的关系非常松散，如果采用一刀切式的“固定化就业岗位”模式，最终就可能损害灵活就业的优势，甚至可能使就业需求萎缩。

　　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我建议要对数量庞大的灵活就业者专门设计相关制度，增加相关从业人员的选择，避免采取一刀切式的强制性要求，来规范所谓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的职业伤害险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它没有把职业伤害险的缴纳和享受跟劳动合同挂钩，相对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