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运大王”从此奔全国

　　画卷中的百年农讲所 第五期

　　作为“农民运动摇篮”，广州农讲所汇聚雄厚的师资力量，紧密结合教学与实践，培育出一批批先进青年。组织农民协会、举办地方性农讲所……学员们如星星之火从农讲所这个革命熔炉走向革命斗争一线，成长为农民革命的中坚力量，使全国农民运动呈现出一派崭新局面。

　　本期《画卷中的百年农讲所》结合《红日照征途》《调查归来》这两幅中国画，追溯农讲所学员们的农运实践之路。

　　统筹/何超、陈雅诗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柯楚彬、谈蕴哲

　　图/中国美术馆、农讲所纪念馆、林蓝提供

　　（本文资料来自《无悔的年华》）

　　本期画作

　　左图名字 《调查归来》

　　作　　者 林墉

　　材　　质 中国画

　　创作时间 1971年

　　尺　　寸 250cm×200cm

　　广东美术馆藏

　　《调查归来》画面中，毛泽东坐在书桌前，细心聆听学员讲述有关农村调研的成果。

　　右图名字 《红日照征途》

　　作　　者 杨之光

　　材　　质 中国画

　　创作时间 1973年

　　尺　　寸 247cm×145cm

　　中国美术馆藏

　　《红日照征途》中，毛泽东和学员们行至番禺学宫内的石拱桥上，毕业学员们即将由此奔赴各自的征途。

　　女将高恬波学客家话潮州话搞宣传 乔国桢被农民称为“农运大王”

　　在番禺学宫的泮池上，坐落着一座石拱桥。1926年，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时常常在桥头与学员交流，许多描绘农讲所的画作都纷纷聚焦这座拱桥，其中，藏于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画《红日照征途》，描绘了毛泽东在桥上送别学员奔赴各自征途的一幕。

　　“在此四百五十四人之中，被选派为本部特派员者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使之从事地方农民运动工作。”《中国农民》第2期记录了前五届农讲所学员的毕业去向。大部分学员毕业后都从农讲所走向各地的革命斗争第一线，成长为农民革命的中坚力量。

　　在第一届农讲所学员中，有这样一位北伐军官兵眼中的“女将军”，她就是广东第一个女中共党员高恬波。从农讲所毕业后，她负责粤北等地的农运宣传工作。为了开展工作，她不仅学会客家话、潮州话等方言，还给贫困百姓治病，深受妇女爱戴。1925年，高恬波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队长，在汀泗桥激战中，她中弹负伤仍顽强地将伤员救下火线，被官兵称为救护队的“女将军”。第一届学员黄学增被派往广东南路现湛江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建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指导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很快打开了南路农运的新局面。

　　第二届农讲所学员方方（原名为“方思琼”）肄业后回到老家普宁建立农民自卫军，并配合东征革命军夜袭军阀洪兆麟部。土豪劣绅扬言要将他开除出方氏家族，并杀掉他来“祭旗”。方方义正词严地反击：“不给姓方，我偏要姓方，就叫方方！”“方方”之名由此而来。

　　第五届农讲所“有二十九个学生回去湖南各地实地工作，农民运动在湖南便萌芽起来了”，湖南农民运动之所以搞得轰轰烈烈，农讲所学员起到很大作用。第六届学员王首道毕业后被派到湖南祁阳县从事农运工作，并担任中共祁阳县支部书记。他发动群众组织区、乡农民协会，成立农民武装梭镖队。

　　第六届学员乔国桢毕业后成长为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农民们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在一次运动集结中，冯玉祥将军感慨，“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百分之一呢！”

　　除了培养农运、武装起义的骨干，农讲所还走出不同领域的人才。1931年，学员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他领导银行在战火中建立金库、发行货币，统一苏区财政，承担起“红色大管家”的重任。

　　农讲所模式在全国推广 韦拔群在广西培养出600多名农运骨干

　　随着广州农讲所办学模式“输出”，各种地方性农训班、农军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农运人才培养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底到1927年上半年，仅广东就开办了20多间“农讲所”，其办学方针、招生对象、课程设置等都仿效广州农讲所。　　被毛泽东赞誉为“农讲所最好的学生”的韦拔群深刻认识到，“只靠几个人懂得革命道理是不行的，必须培养一批领导农民运动的骨干”。肄业后，他参考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法，在广西组织了三届东兰农运讲习所，培养出600多名农运骨干。第一届所址位于列宁岩，是个简陋的天然石洞，韦拔群与学员们同吃同住，早上出操、课余种菜。严冬腊月，他勉励学生，“这正是锻炼我们革命意志的极好机会，不能养成烤火的习惯。将来我们和敌人打仗的时候，敌人哪能让你‘热天撑把伞挡太阳，冷天提火笼烤火’呢？”

　　在韦拔群等人领导下，农运很快席卷了右江两岸和红水河畔，推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成了右江革命的摇篮。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韦拔群“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1926年，衡阳县农民协会和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成立，第五届毕业学员夏明震出任协会委员长、讲习所教务长。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少爷”，除了制定教学方案、安排教学计划，还亲自为学员讲课。

　　除了开办地方性农讲所，广州农讲所学员还注重农运经验的总结。赣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归来的舒国藩受邀协助筹建赣县总工会，帮助起草赣县总工会成立宣言，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上发表《农运初手的工作指南》，为从事农民运动的新人提供指引。他指出：对象不同，我们所进行的方法不同；环境不同，运动的方式也不同。在宣传形式上，他建议，可设平民夜校、开各种恳亲或同乐等会；浅显地讲述革命的故事及时事，张贴画报，排演戏剧、教农民唱浅显的歌谣。

　　历届课堂重视调查研究 学员曾到韶关街头演讲和访问农家

　　广州农讲所学员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离不开课堂上的实践历练。课堂将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决定了学员们的革命工作总体方向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毛泽东担任所长时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关于各省农村情况调查的部分收录了学员们的调查研究成果。在第六届农讲所中，毛泽东将300多名学员按地域组建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拟定36个调查项目，发动大家动手调查。林墉创作的中国画《调查归来》，便刻画出毛泽东聆听学员讲述农村问题调研报告的场景。

　　每逢大型社会活动，广州农讲所都尽量组织学员参加，“把参加实际斗争，当作锻炼提高学员的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增长才干的主要途径。”第一届学员除正式授课外，最注重所外活动，凡是星期日须有农村运动实习；第二届学员入学不久，就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第三届农讲所按照农民协会章程，把全体学员模拟为一个县农民协会，并根据学员们不同的语言、生活习惯，组织各级农民协会，进行模拟练习……

　　第五届学员在主任、教员带领下乘火车奔赴韶关，先是参加了曲江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随即分组赴城厢内外，举行街头演讲。接着，又到城郊的农家访问，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学员黎赤夫回忆：“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全体学员一百一十多人分为三队，二十二个小组，展开了热烈的学习活动……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弄清楚了许多原来不懂的问题。”

　　 此外，广州农讲所开展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让不少学员提升了军事实战能力，为日后参加领导武装起义、进行革命战争积累经验。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都能见到广州农讲所学员奋勇战斗的身影。许多学员甚至还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投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王首道、张明远、曹广化、王建功等农讲所学员长期坚持革命和建设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