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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车水马龙的东风路，沿着越秀北路往前走一点儿，再往左一拐，就到了法政路。这里浓荫匝地，闹中取静。不过，走过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法政路”这个地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法政路承载的文化记忆。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倘若我们穿越回百多年前，压根就不会找到法政路。我们能看到的，是一条窄窄的麻石老街，呼作“天关里后街”。这个地名也有来头，它源自明代岭南大儒在此开办的天关书院。老街不远处，就是一片片池塘和菜园，端的是一派田园风光，宁谧安静，正是读书的好地方。
到了清末，这片地方成了新生事物——广东法政学堂的办学之所。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1907年，广东法政学堂迁址于天关里后街。
广东法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如果该来的不来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都要记过停职，随即强迫入学，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而如果学员成绩优异，就有机会升官，如果是候补官员，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面对这样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咬咬牙，开始学习艰深的法律课程。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相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广东各地方法院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可以说，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法律人才。
一所学校要办好，必有一位灵魂人物。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中了状元的第二年，夏同龢到广东游历，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并结为一生挚友，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数年之后，夏同龢自费赴日本法政大学，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深刻。1905年8月29日，夏同龢编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从此，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
夏同龢学成归国后，接受两广总督邀请，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从此开始了“普及法律思想”的实践。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将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法政丛志》上，常有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精彩答问，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他期待通过学校教育，使“官绅和谐，推及于民，或从此一线”，这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实现“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的理想，他甚至还办起了“校外补习班”，从而出现了“校内千余人，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非常繁盛”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又改组成省立法科大学，之后，它又被并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广东大学。1926年，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关里后街一带开辟马路，这一条马路也就顺理成章被命名为法政路，这就是“法政路”这一地名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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