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林琳、苏赞 实习生盛清泉
在广州图书馆坚持为视障读者服务10年,她最大的收获,是拥有两个名字:“李芷筠”和“李子君”。后一个名字是她为视障朋友而取的——因为“芷筠”的笔画实在太复杂了,他们很难从微信上找到她的名字,继而联系她,提出自己的阅读需求。
2023年,由她主持并实施的《盲文书刊穿点“衣”畅游书海》项目入选《2022-2023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优秀典型案例》,是唯一入选的图书馆案例。
这个创新对她来说其实很普通,不过是在工作中发现视障读者遇到的“卡壳点”,然后设身处地、千方百计地解决它。
然而,满打满算7个人的工作团队,要为视障读者实现阅读无障碍这样“痴心妄想”的目标,除了全心全意做好服务,还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广州图书馆盲文馆藏书只有5000本,每年只有200-300本被借出;广州市超过76000名视障朋友中,只有近1500人是在册视障读者;有的视障朋友忙于生计无暇阅读,有的渴望读书却不知道何处寻找资源……
小小改变“消减”找书难障碍
顺着盲道走进广州图书馆北一楼西区,有一个视障人士服务区,这里是李芷筠和团队工作的主阵地。盲道左侧是视障岗,李芷筠和同事们在此轮岗,接待读者。
再走进去是盲文馆藏区域,5000本盲文书刊在架上等待被视障读者选中。《盲文书刊穿点“衣”畅游书海》项目就在这里落地。
过去,视障朋友寻找盲文书,要在书架上一本本找。他们找的方式是抽出书本,翻开封面,用手摸第二页上的盲文标签。如果没有找到,要合上封面,再摸索着把书插回大致的位置,而这太麻烦了。
“我们一看到视障朋友在找书,会连忙过去协助。”李芷筠注意到这种情况后,曾向盲文出版社提出,希望出书前就把盲文标签做在封面上。然而,目前全国只有一家盲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的工作量巨大,暂时没有余力做这项工作。
2019年,李芷筠决定自己动手,尝试制作标签——一开始,每一个盲文的点,都是她亲手戳出来的。这个实验经历了很长时间,首先是手工操作速度很慢,其次是她不停摸索哪种材料、哪种工艺能够让这些点更加持久,更能与环境融合而不突兀。
在解决书本标签的同时,她也同步探索解决分区标识的问题。当时,视障人士服务区内的盲道没有与其他阅读区进行区分。因此,她针对版面陈述、装帧、厚薄等内容编制了《盲文书刊标签制作规范》,列出相关要求。
此后几年,她和团队还联合社会力量推出“共融共帮盲文文献标识无障碍改造”项目。通过固定在书架上的盲文标签,视障读者不仅可以快速定位馆藏类别,而且能独立找到所需盲文书刊的所在处。
如今,这个“实验”还在继续,因为李芷筠的“野心”是盲文标识覆盖整个区域。而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她、团队以及大量志愿者持续的推进:“对于视障朋友来说,这个工作很必要,因为这是他们阅读广州图书馆空间的方式。”
围绕视障读者创新大量服务模式
精细化服务残障朋友,是日积跬步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日常,是耐心等待改变的历程。
过去几年,李芷筠和团队围绕视障读者创新了大量服务模式:发起阅读微心愿,拓展图书资源并送书上门,满足视障读者的多样需求;举办视障读者交流日,为他们提供走出家门、增强社交的机会;开设“牵手盲童,共读好书”融合阅读空间体验活动,培养视障孩子的阅读习惯;举办新年音乐会、诗歌朗诵比赛,为视障朋友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开设无障碍影像展播,培养一批口述电影志愿者,让视障朋友像普通人一样走进电影院实现看院线电影的梦想;还有视障智能App培训、粤韵传书听说节目、非视觉摄影培训、伴读计划等……
“太卷了。”团队成员蔡东恺笑着透露,“说起我们每年的活动KPI本来是100场,筠姐带着我们一下给干到200场。”
广图是一个很大的“社区”,每天至少有两三万人来到这里,周末可达5万人。
陈池林是广州市启明学校的老师,也是支持这个视障服务团队的志愿者。一开始,李芷筠到学校上门送书,需要送来一些书本的盲文目录给学生们选择,陈池林协助完成这项工作。慢慢熟悉起来后,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无障碍改造的话题,陈池林会从视障人士的角度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路。
对这些建议,李芷筠不厌其烦地了解、研究,并请陈池林作为盲文和盲文材料的“技术支援”。于是,陈池林作为一名志愿者,开始了近10年的协助工作,“10年来,从一个个小标签开始,我们一步步实现目标。”
直接受益于馆员和志愿者服务的,是广州市区乃至周边区域的视障朋友,视障读者许广翎就是其中的一名。许广翎说,广州图书馆给了她很好的创作与展现的机会,“我在这里‘看’过了100多场口述电影和纪录片,参加过非视觉摄影,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被大家细致地照顾着,很感恩。”
他们呼吁:携手并肩圆梦阅读
没有热情的服务,很难带着温暖和关怀。而光靠馆员的热情,很难撬动这座城市中视障朋友的阅读热情。
每天出入广州图书馆的两三万人中,不一定有视障读者;每一场为他们而特制的活动,可能只有几十位视障朋友参加;全市76000名视障朋友里,仅有1500人是在册视障读者。
有专家提出过,不要搞这种面对特殊群体的活动,因为这“挤占到了健全读者的公共服务资源”。蔡东恺对此感到气愤:“我不认为到馆率适用于特需人士的服务领域。”他看到的是许多增城、从化乃至东莞、佛山的视障朋友,专门打车前来参加活动的热情。
无论是盲文阅读馆藏5000册、专门的视障人士服务区,还是一系列的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或者链接更多社会资源,都是为了让更多视障朋友走进来。“其实我们不怕自己太累太忙,我们怕这些资源不能被充分使用,怕有热情想要阅读的读者不知道去哪寻找资源和机会。”蔡东恺说,这几年,他们开始增加更多送上门的服务。李芷筠甚至考虑如果“看”电影需求的视障读者能集中10人以上的话,可以尝试“送口述电影上门”。
与此同时,如何让更多视障朋友“找上门”,如何打通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他们希望能够打通与残联系统的资源库的对接,了解视障朋友聚集的区域、年龄层分布、兴趣诉求等,为他们提供更多符合他们口味的活动。蔡东恺透露,接下来他们还会尝试做分级阅读的工作,更加科学有效地培养不同年龄段的特别是青少年视障朋友的阅读兴趣。
听说,这个7个人的馆员团队有一个口号——“携手并肩圆梦阅读”。他们的意思是,这个阅读的梦,既是视障读者的,也是志愿者的,还是馆员的。在这个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资源宝库、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撬动76000人阅读梦,是包括但不限于这7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