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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即将落幕之际，你会如何选择？
有这样一群人，当人生之路走到尽头时，他们慷慨地送出生命的礼物，或捐献器官、组织帮助病重者延续生命，重启人生，或捐献遗体助未来的医者锤炼医术，探究疾病的未解之谜，最终帮助更多同病相怜者。对他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而在对他人、对社会的大爱奉献中，他们获得了“永生”。
清明节是哀悼逝者、追思先贤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审视生命意义的日子。近日，广州日报记者走访多个遗体捐献站和器官捐献移植中心，记录下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志愿者家人、受益者和医生的讲述，共同纪念这群平凡又伟大的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任珊珊、伍仞
“遗体捐献者是‘大体老师’。没有临床的解剖是短命的，没有解剖的临床是致命的。”
“医生一定要非常熟悉人体构造，在学习人体解剖学时，通过解剖‘大体老师’才能直观地、深刻地了解人体真实的结构。”
“和捐献器官相比，捐献遗体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更多。”
“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一个生命的离去，意味着一个甚至数个生命重启人生。”
“越来越多的家属能够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尤其是年轻家长，捐献孩子器官的意愿更为强烈，认为移植受者能够带着逝者的生命，继续感受人生的美好和希望。”
“每一位医学生在学习解剖学之初，都要向‘大体老师’致敬，感谢他们为医学事业的发展、为未来医者的培养做出的贡献。”
遗体捐献：新技术难以取代“大体老师”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抉择重若千钧。
成立25年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以下简称“中山医站”）的工作人员见证了数千人做出郑重抉择的时刻。“截至2024年4月3日下午，中山医站已累计登记2034名志愿者，接受597例遗体。”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助理、解剖生理学系副主任郭开华精确地报出了遗体捐献数据。在他看来，这些数据代表着一个个高贵而热诚的生命，他们无惧传统观念的束缚，以血肉之躯支持医学教育的发展。
“遗体捐献者是我们的‘大体老师’。没有临床的解剖是短命的，没有解剖的临床是致命的。临床医学的人才培养中，人体解剖学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医生一定要非常熟悉人体构造，在学习人体解剖学时，通过解剖‘大体老师’才能直观地、深刻地了解人体真实的结构。”郭开华介绍，近年来，医学教育也运用了虚拟仿真技术等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辅助教学，但它们都很难取代“大体老师”的作用。另一方面，捐献遗体也会用于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疑难疾病、罕见病的研究，捐献遗体为医学科学家和临床医生探索疾病发病机制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
目前，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的统计，广州共设有四家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分别位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医学院和南方医科大学。其中，从1999年开始运作的中山医站知名度最高，接受登记和实现捐献数量较多。郭开华介绍，得益于遗体捐献者们的慷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作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医科院校，在局部解剖时可以达到7~8个医学生解剖一位“大体老师”的配置，对于保证医学教育的质量至关重要。
和捐献器官相比，捐献遗体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更多。因家属顾虑被人非议“不孝顺”而令已登记的志愿者无法在身后实现捐献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中山医站工作人员、广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钟光明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属支持即将走近人生终点的亲人进行遗体捐献登记。
今年1月，中国共产党党员，广东省视光学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低视力康复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眼科主任廖瑞端教授不幸去世。她的遗愿是效仿她的母亲——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科的陆献瑜教授，也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而一位中山大学校友的父亲是“镜面人”，得知这种内脏位置与普通人相反的情况在临床上较为罕见，他便积极支持父亲捐献遗体，为医学教育的发展尽一份力。
器官捐献：一个生命离去 数个生命重启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接力和爱心传递的旅程。中国器官捐献工作如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临床医生对此感同身受。
“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一个生命的离去，意味着一个甚至数个生命重启人生。这种生与死的对比，给人非常强烈的冲击，我们在与家属的接触中，见证了人性的高贵和亲情的温暖。”一位从事器官捐献登记工作的医生表示，和多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家属能够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也支持将亲人的生命礼物转赠给重病患者，“尤其是年轻家长，捐献孩子器官的意愿更为强烈，认为移植受者能够带着逝者的生命，继续感受人生的美好和希望。”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中心学科带头人刘超教授介绍，该院从2017年1月开始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截至2024年3月26日，共有393位捐献者在该院送出宝贵的“生命礼物”，1440位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得以重新绽放生命光彩，689名失明患者得以重见光明。
在2024年广东省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上，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史先东介绍，广东是器官捐献大省，十多年来已经挽救近3万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但广东也是医疗大省，临床上器官短缺的现状依然十分严峻。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工作，2023年底国务院新修订颁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对推动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树立新型现代生命观，加入到自愿捐献的队伍中来，用大爱拯救生命，让生命重焕光彩。
他们已离去 他们被铭记
每一位献出大爱的志愿者，都值得被永远铭记。多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致敬和追思活动。
“每一位医学生在学习解剖学之初，都要向‘大体老师’致敬，感谢他们为医学事业的发展、为未来医者的培养做出的贡献。”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助理、解剖生理学系副主任郭开华介绍，中山医学院为遗体捐献者在校园里设立纪念雕塑，每年都会组织医学生举行缅怀仪式。
从去年植树节开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在海珠区北山公园为器官捐献者设立纪念林，每年植树节都会邀请器官捐献者家属代表、器官移植受者代表与医务人员代表一起种下“新生树”。
“今年，我们医院7个党支部共40余名党员作为医务人员代表，和捐献者家属代表、移植受者一起种下20棵黄花风铃木。作为医生，我们希望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器官捐献事业的家属朋友们表达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坚强意志让我们深感敬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中心学科带头人刘超教授表示，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温暖那些因亲人离世而承受哀伤的家属，祝福他们与重获新生的器官移植受者一起重新拥抱生活。
广州设有多处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其中，广东省红十字纪念园位于广州增城正果万安园。设置在广州中华永久墓园的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启用于2008年，迄今已镌刻下超过1000名实现捐献者的姓名，每年清明节，各类团体都会来到这里举行纪念活动。2023年起，位于广州市福山公墓的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正式启用，2023年及以后实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姓名将被镌刻于这里3米高的纪念墙上，供后人追思缅怀。
数据
广东器官捐献数量连续14年全国居首
10.47万人在穗登记为捐献者
截至2023年底，广东已累计完成器官捐献6899例、角膜捐献5846例、遗体捐献2166例，全省有59万名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数量连续14年居全国首位。
广州的捐献工作连续多年走在全省前列。
2023年全年，有228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在广州完成了捐献，历年累计已有1519人。同时，已经有10.47万名爱心人士在广州登记成为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志愿者。
数据由广东省红十字会、广州市红十字会提供
因为敬仰钟院士，把遗体捐给他所在的院校
2023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广州医科大学遗体捐献站接到了一通来自深圳的电话。电话里的男子说，自己的父亲正在医院，估计已不久于人世。父亲的遗愿是在身后把遗体捐献给广州医科大学。
接听电话的刘建军老师感到十分诧异。毕竟大多数的遗体捐献都是就近捐献，现在为何要“舍近求远”？
原来，在儿子这一代之前，老牟世代都在四川老家的广袤田野间务农。后来，老两口到了深圳，和儿子同住。新冠疫情袭来，钟南山院士连夜逆行出发武汉、在高铁餐车上闭目养神的图片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老牟看得“又敬仰，又心疼”。老牟文化程度不高，想法很朴素，在他心里的钟院士就像是一名“老大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让人安心。老牟体悟到了医学事业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于是萌生了身后将遗体捐献给“钟院士所在医学院校”的想法。
今年1月8日，老牟在深圳逝世，儿子牟先生尊重父亲的选择，毅然为父亲办理了遗体捐献。这是一个全家人都支持与认同的决定。
然而，相濡以沫五六十年的老伴离开人世，还是让老牟的妻子龙阿姨（化名）大受打击。好几次，儿子牟先生开车带她从深圳来到广州医科大学，在校园里转上几圈，说来“看看他”。
老牟的姓名被镌刻在广州福山公墓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给龙阿姨留下了一些念想。在她的要求下，老牟的姓名旁留下了一个空位。
“他去哪里，我也去哪里。”龙阿姨也做出了和老伴同样的决定，把遗体捐献给广州医科大学。等到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会以另一种方式重聚。
48岁的他留给人世的善意，也温暖着家人
“阿曾走时只有48岁，我从没有想过他会这样突然地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这8个月来，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善意，一直温暖着我和儿子。”器官捐献者阿曾的太太晓颖（化名）还没有从爱人离世的打击中走出来。
2023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阿曾上洗手间时不慎摔倒，后脑勺着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时，他因颅内大量出血，最终被诊断为脑死亡。
守在医院整整三天，得知阿曾已经不会再回来，晓颖和儿子决定遵从他一直以来身体力行的理念：“助人是最大的美德。捐出所有能用的器官，还有眼角膜，去帮帮别人吧。”
听说阿曾出事，广东各地的亲戚都赶到广州，安慰悲痛欲绝的晓颖，祈祷会有奇迹发生，听说器官捐献的事情后，亲友们都表示支持。
“他是个善良的人。只要身边的人有需要，他又能帮上忙，他都会热情地伸出双手。小区里遇到流浪猫、流浪狗，他也会救助。”晓颖说，老公深爱家人，热爱生活，他曾经提过，希望将来某一天离去时，人们记得他是“一个好人”。
人们的确记得。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亲友、同事，还有一些连晓颖都不认识的被他帮助过的人闻讯来吊唁。让她意外又格外暖心的是，儿子单位的一位同事特意向阿曾表示致敬。原来这位同事的父亲多年前曾患重病，因器官捐献者的义举而受益。
“这次捐献器官，是阿曾人生最后一次帮助别人。他送出了无价的生命礼物，对我来说，就如同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温暖着我们。”晓颖说，她和儿子会如阿曾所愿，怀着爱意继续前行。
“如果谁都不去做，这一块就空白了”
72岁的张卫宏最近几年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报老年大学，拍照拍视频，学着玩抖音；游泳跑步拉伸，成为健身房年纪最大的常客，“前段时间我还带着一位老大姐坐地铁去香雪，哈，还不错，找到地了。”张卫宏捂着嘴，乐呵得像个孩子。
这和她此前多年的人生截然不同。作为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母亲，她大部分的时间要守在儿子刘涛身边。儿子两岁多发病，医生曾判定活不过20岁，但在曾任护士的张卫宏的悉心照料下，奇迹般地活到了42岁，直到2021年逝世。
在巨大的悲痛中，张老师做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将儿子的遗体捐献给广州医科大学。“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聊起过这个事。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被照顾的，经常家里都有志愿者来探视。他希望以后可以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尽管难过不舍，张卫宏深知，重症肌无力还是医学上的难题，每一名捐献者对推进相关研究都至关重要，因此，她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的生命在医学事业上得以延续，“毕竟医学生需要‘大体老师’，如果谁都不去做，这一块就空白了。”张卫宏说。
“我也没什么太多遗憾，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就自己到处去玩。他活着的时候就想走遍中国，看电视也喜欢看地理历史类。可是他的身体不允许，只好现在我代他走。我也希望自己开心健康，不要给社会添负担。”张卫宏说，自己也已登记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当有一天生命到了尽头，自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祖国处处是青山，我去哪里都可以”
“3年前，我的老头离我而去了。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是85岁。”在3月29日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缅怀纪念活动现场，82岁的刘越英专门朗诵了一首缅怀老伴王德兴的诗。
她告诉记者，老伴年轻时是搞工程的，1964年大学毕业后在海南、湖南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老两口也经常结伴旅游。在孙子出生后，两人曾经到湖北十堰生活，空闲的时候散步到江边，看见眼前开阔的景象，王德兴有感而发。“我们在那看汉江大桥，桥的两边是青山绿水。他说，这个环境好啊，祖国处处是青山，我去哪里都可以，我们没有给国家做出什么贡献，不如最后就全身心献给国家吧……”
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当年才几个月大的孙子也已经成为了让爷爷奶奶引以为傲的大学生。2021年5月初的一天，老两口正在家中看电视，王德兴突发心梗，“本来还在跟我说着话，突然一下子没作声，就倒下去了。救护车10多分钟就来了，还是救不回来。”刘越英说，王老走得急，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两人平素也很少刻意讨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但她仍然记得20多年前在汉江江畔的那一次对话。于是，刘越英为王德兴完成了其多年的心愿，王德兴成为了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大体老师”，真正做到了“在最后全身心献给国家”。
尿毒症的医生带着生命火种重启人生
34岁那年，内科医生王新（化名）突发肾功能衰竭，因病情进展迅速且引发多种并发症，他的生活急转直下，一边做透析，一边苦苦等待肾移植的机会。从救人的医生，到等待救助的患者，身份的转变让他更加感受到器官捐献者无私奉献的伟大。
“当时我收到医院的通知，说有位器官捐献者的肾脏跟我匹配成功。我真是又激动又感动。感谢这位英雄，我与他素未谋面，却因为他的慷慨，得以重启人生，就像在绝望的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束光，那种感情冲击，无法用语言精确地描述。”王新说，去年，他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现在身体状况良好，已经回到医院上班。
“现在我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会谨遵医嘱，更加珍惜和感恩，养好身体，因为现在我的身体里不只有我，还有恩人的生命‘火种’。”王新坚定表示，他已经做了登记，如果有一天他的生命走到尽头，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捐献出自己的遗体和器官，让这份爱心在他人身上延续，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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