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开创广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红棉论坛39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为广州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学习时报社、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于12月9日联合举办“城中村改造与超大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新活力”理论研讨会。作为“广州学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广州市委党校第39期红棉论坛暨第四届“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治理创新论坛，本次会议共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许宝健、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崔颂东出席并致辞。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一级巡视员孟源北研究员作题为《以高水平城中村改造推进广州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中央党校、上海市委党校、广州市委党校、深圳市委党校、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的专家学者作专题发言。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以高水平城中村改造推动广州高质量发展

　　孟源北

　　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一级巡视员、研究员

　　城中村改造是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提升超大城市功能品质的必然要求，是营造超大城市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积极稳步推进广州城中村改造应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坚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原则。高水平推进广州城中村改造，一是要主动对接面向2049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要主动对接“三轴”“三核”“三脉”的城市发展战略指引，特别是全力支持“老城提质、极点示范”的空间发展方针。二是要牢牢把握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城市品格，打造社会融合新形态。要坚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对城中村改造做出整体性筹划和统筹性处置，实现面向城中村全体在地人员的包容性社会改造。三是要精准聚焦城市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保护，营造城市记忆新场景。要突出地方历史传承、凸显岭南文化融入、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四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优势，回应社会治理新期待。要推动党建引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打造城市更新的利益共同体。

　　以治理数字化转型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董幼鸿

　　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近年来，上海加速探索以治理数字化转型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部门和条块之间信息共享更加畅通和方便、发现问题与感知风险更加精准和主动、资源动员和协同更加高效和有力、多元主体参与更加便捷和有效、绩效评估和责任认定更加清晰和权威。治理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赋能的具体应用，也是一种治理模式的变革，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强化技术创新与场景开放双轮驱动；要动员多元主体参与，为治理数字化建设提供多元力量；要加大应用场景开发力度，为优化高效处置一件事的流程提供动力；要完善数据治理的标准和规范，为数字化建设提供数据安全保障；要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为“一网统管”和数字赋能提供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

　　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兴衰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王枫云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古代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城镇的兴衰对于当前创新推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具有重要启示：一是正视城市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应正视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在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自然环境和水资源承载力进行城市建设。二是推进城市群交通畅通，构筑现代交通网络。城市之间要深化合作，统筹布局，按照区域融合发展新使命，推进城市群公路路网的全面贯通、铁路站点的科学布局以及陆空运输的无缝对接。三是重视城市战略地位，确保城市安全稳定。使合理的城市国防功能与生态功能、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有机兼容。四是融合多样文化，建设和谐城市。应以城市为载体，理性进行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推进民族团结、宗教团结，把城市建设成为团结融合、文化多元的开放包容空间。

　　“体验式治理”视域下的城市治理逻辑

　　龚建华

　　深圳市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作为一种治理新形态，体验式治理具有体验性、研究性、合作性、零距离和反身性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是宏大叙事话语体系的有效补充。一是促进政策改进。体验式治理，通过基层一线信息的直接获取，有助于准确界定政策问题、优化完善政策方案、适时调整执行策略、获取真实政策评价、开展有效政策评估等。二是提升服务质量。体验式治理能够让治理者直接感知群众需求、直接听取群众服务评价意见，有助于通过换位思考、反向思考，树立服务的公众导向和人本导向。三是深化情感治理。情感治理将情感作为治理对象，追求治理对象情感需求满足，对治理主体的情感认同，从而推进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共情”，提升治理效果。近来，深圳从个体的“人”、品质的“城”、共同体的“文”三个维度出发，共同构建人民幸福的品质之城，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时间的沉淀和长期的经营，以确保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创新举措破解城中村改造困境

　　李丛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沥滘经济联合社第一书记

　　2001年，沥滘村成为广州城中村改造首批试点之一，是广州中心城区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今年7月份，开展第一批复建房摇珠选房，1500多套复建房“名花有主”……沥滘采取的是自主改造模式，整体拆除重建，改造面积151公顷，改造后建设总量470多万平方米。

　　沥滘改造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账”理清难，土地权属复杂、集体补证难，建筑主体众多、产权注销难，改造地块多、供地节奏统筹难……为加快推动项目建设，沥滘坚持以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在管理上组建专班形成合力，在服务上加强用地全流程管理，通过规划先行，统筹做好土地整备；分类有序，高效解决权属问题；党建引领，加速推动签约交屋；专班机制，协同加快用地报批；复建先行，有效保障土地供应。通过五大创新举措，一举破解了改造难题。

　　巨灾风险视角下的大城市安全治理思考

　　游志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教授

　　多层次的复合型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土地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等挑战，使各地区灾害风险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升级，风险跨越国境且相互关联，导致环境、社会、经济方面的负面后果，重大突发事件反复发生，对城市造成破坏性影响。从叙利亚大地震、土耳其大地震、郑州“7·20”特大暴雨、“23·7”京津冀暴雨等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巨灾对大城市安全治理的挑战。从雄安新区的韧性城市全面探索过程可以看出城市的安全治理思路——需要从提升城乡工程设防能力、强化气象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到提升救援救助能力、救灾物资保障能力、防灾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和基层综合减灾能力等方面，在巨灾风险视角下推进超大城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现代化。

　　正视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利益博弈与风险防控

　　杨君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城市更新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由此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利益博弈，并常常伴随政策失统、信息失真、公益失守、标准失据、监管失控等风险。未来，还需聚焦如何充分发挥“规划先行”的锚定功能、防止规划落地中弹性过大，如何充分发挥“市场运行”的竞争机制、遴选最优合作主体以及如何防范利益冲突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机会主义行动带来的项目运行风险等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分类施策引导城中村产业转型升级

　　艾勇军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所所长

　　当前，城市更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城中村改造则被列为新时代建设领域“三大工程”之一，做好产业先行搬迁是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重点任务。

　　广州已纳入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针对城中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产业工人文化程度低、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产业类型较为低端，创新引领不强、上下游产业环节在水平和垂直空间上高度混杂，产业链切割难度大以及有效管理和引导缺失等问题，应从分类施策、差异引导升级；就近入园，建设产业保障房；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实施落地等路径有序推进改革创新，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动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李强

　　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无论是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还是提升城中村基层治理水平，集体资产经营管理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当前，集体土地和集体物业出租是珠三角地区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这种租赁型经济对各级政府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广州市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通过集体资产持有的清晰化监督、集体资产交易的程序化指引和集体资产使用的回溯性整改，持续规范城中村集体资产经营秩序。在完善集体资产持有、交易、使用等环节规则的基础上，全市各区通过换届选举、派驻第一书记等方式推进全区村级“两委”班子建设，不断加强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同时通过引入优质市场主体，提高城中村集体资产经营水平、增加集体收益。基层一系列政策实践显著，增强了集体经济运行的规范性和总体效益，缓解了集体经济组织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压力。

　　与此同时，深度主导集体经济发展的基层可能会面临更多来自市场、政治等方面的风险。比如，多点推进的集体物业升级改造因重复建设、分布集中，造成局部地区招商困难，持续加码的公开交易流程，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集体资产交易的成本，等等。进一步推动城中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为城中村综合治理改造创造有利条件，需要基层政府以更加敏锐的市场嗅觉和更加灵活的政策调整应对各类潜在风险。

　　多尺度共治下的城市创新发展策略

　　李萌

　　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颠覆了全球产业发展方式和制造业发展格局，也促进了城市创新区的诞生与繁盛。城市创新区超越传统开发区的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政府的角色也从最初追求经济增长向打造创新环境、创新服务转变。

　　尺度重构理论从尺度结构和尺度过程两个方面，为揭示政府何以推动城市创新区发展的行政逻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柔性”尺度重构是一种在不改变原有空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再尺度化战略来实现空间治理的策略，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来说，城市创新区的柔性尺度重构的“柔性”体现在强调城市空间的等级、权力结构、社会网络等以灵活的方式被组织；尺度重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机动性，人们在重构事项协商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城市创新区发展呈现的是包含着“国家-区域-地方”（省、市、区）、团体等不同尺度共同参与下的多尺度共治的治理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