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与岭南：文化的“交融·创新·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互鉴，持续深化区域文化的沟通交融，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论坛以“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地文化的资源优势，推动两地文化间的交融互鉴，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会议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支脉，在促进中华文明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乃至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二者又在各自独特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脉络与精神特质，为深度探讨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现实镜鉴和广阔空间。

　　会上，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左鹏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四位专家参加主论坛并作主旨演讲。来自北上广等地的专家学者分别参加分论坛并作主题发言。《理论周刊》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建立新南方的文学精神高地

　　蒋述卓 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教授

　　近年来，“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共同成为了文学界与社科界的热点。此前，岭南文学在一段时间里被“遮蔽”，而新南方文学想寻找一种突破，呈现出“南方以南的异风景”。

　　新南方文学不只是地域文学的概念，它更是在寻找一种具备超越性的新思想方法，在写法和美学上有所突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文学事件，关注它的文化意义、文学革新的价值和它包蕴的文学理论意义。

　　一般来说，新南方文学具有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种特性。从人文地理学的层面来看，新南方文学涉及空间、文化想象，既是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也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创造。从文学地理学的层面来看，新南方文学涉及空间的语境、文学地理学批评、地理诗学，尝试突破文学创作理论。

　　因此，评价新南方文学，首先不是评价它的地理概念，更多从其文化意义、文学革新的价值及其包蕴的文学理论意义来看待这个文学事件。具备独异性是评价新南方文学的重要角度。新南方文学既是南方文学，又不是南方文学。眼下，新南方文学应力求树立自己的风格、张扬自己的文学个性，建立新南方的文学精神高地。

　　此外，对新南方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的地理、植物、风俗和语言，而是在多元文化形态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新方式。

　　一方面，新南方文学的叙事开放性，体现在更宏阔、更前瞻的领域，展示出更为丰富和奇妙的文学想象力。从叙事文学想象力去看，它更具有开拓意义。

　　另一方面，新的生活经验在带来文学想象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形成新南方文学气质的重要部分。比如科幻，新南方文学的作品都表现出新的哲学思考，即对于科技时代的思考。

　　总之，新南方文学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复杂的、包容的、杂合的。它面向未来，有着突破和创新的机会。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既有许多共通性，也有不少差异性，仔细梳理和研究这些共通性和差异性，对于研究两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先看两地文化的共通性。

　　一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类似的自然禀赋。这两种文化的主要承载地都是大河的三角洲，一个是长江三角洲，一个是珠江三角洲。唐代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有二道为江南道和岭南道，江南、岭南从此开始成为大的区域名称。

　　二是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类似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渐次转移的过程。历史上，北方发生了三次重大战乱，导致三次“衣冠南渡”。大量的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与发展，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才逐渐发展起来。

　　再看两地文化的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其影响程度从北到南逐渐成“梯度效应”。比如在经济上，唐代时期的江南已相当富足，那时候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均十分繁荣，而同时期的岭南不少地方还很闭塞、落后。直到明代以后，岭南地区才整体上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文化上，江南地区比岭南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早、更大、更广泛，但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言，岭南地区比江南地区更早、更大、更广泛。受中原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影响，江南与岭南的差异性分别呈现两个梯度效应，一个由北而南，一个由南而北。

　　通过这些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便可以理解为何革新思想往往“起于岭南，成于江南”。一方面，岭南是西方文化影响最早、最深、最系统的地方，容易酝酿提出个性思想。另一方面，江南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容易产生深刻的思考。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我国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的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段来发现各类地域文化的特色，更能够加深对两地文化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理解。

　　岭南的江南记忆和文化理想

　　左鹏军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正是由于内部和外部、本土与他方、土著与迁移、中国与外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岭南文化自明清以来的蓬勃发展和全面提升，在中国地域文化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江南文化对岭南文化启发和影响可能是非常持久的、重要的动力因素。江南文化是一种理想和象征，特别在南宋、明清以后，更成为最重要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所以，这种深植久远的文化渊源促进了岭南和江南之间的交流交往，促使岭南和江南共同创造新的文化。

　　在岭南文化中，我们能从多个侧面看到清晰的江南印记。一方面，江南文化启发和影响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江南与岭南密切交往、保持深厚文化关系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这也是岭南自觉接受和有效吸纳江南文化的生动写照，是岭南得以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后来居上的重要外部动力。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频繁交往、深刻关联、共同发展的经验，是我们审视江南和岭南的重要因素。

　　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意象、江南学术、江南文学艺术、江南建筑、江南日常生活、江南情调、江南气质，是许多岭南人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典范，也是一种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作为中国学术、中国文学等方面的重要代表，江南文化在很多方面、很多时期对岭南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时候，江南文化甚至成为岭南人的精神寄托。对岭南人来说，江南文化的经典性、长久性、理想性价值成为一种引导岭南继续发展和追求的原发性方向。

　　众所周知，词牌名“忆江南”也叫“望江南”“梦江南”，蕴含其中的追忆、眺望和梦回，道出了包括江南人在内的很多中国文人特殊的思想寄托和梦幻式的想象。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江南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当然包括岭南，所产生的极其深远的影响。江南常常是岭南人的文化之忆、文化之梦，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所以，回顾江南和岭南的联系、交往以及历史的启迪不仅关涉悠远的过去，也关涉蓬勃的现在，更指向遥远的未来。

　　徽学研究与江南、岭南异同之思考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在从事徽学研究过程中，我与岭南学者的交往，不仅使我自己的史学研究受到了很多启发，而且通过他们，增进了我对岭南文化的认识。

　　一位是戴裔煊。在他的著作《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与思考。那么，如何看待当时的海外贸易系统？中国市场怎么发展起来的？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了海外市场。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情况，从宋到明清没有大的变化。江南的生产活动有赖于海外市场的开拓，这又使得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这样的流通也就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耄耋之年，醉心学术，不辍耕耘，戴裔煊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可佩的。历史学家必须有忠实于历史的勇气，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观标准。只有这样，史学才谈得上科学性，才会有不衰的生命力。

　　还有一位是我的至交——叶显恩先生。他是徽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对广东宗族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存在“虚拟宗族”现象——因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要开辟沙田，而当时沙田开发几乎都用宗族祠堂的名义报承。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宗族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为了开垦土地、经商，南迁的家族联合起来编写族谱，编一个世代传承的故事，找一个历史名人做自己的祖先，就虚拟成了宗族。所以，当时甚至出现了几个姓演变成一个宗族的情况。从中可见，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的差别。岭南文化受到正统文化影响较少，更富有创新精神。

　　岭南文化的三个特征

　　刘晓明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市文物局局长

　　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敢为人先是岭南文化的特征。

　　体现在南海神庙的“开放包容”。广州的南海神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和对外贸易交往的历史见证。在这个中国庙宇中供奉着一个外国人——达奚司空。这充分体现了岭南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性。

　　体现在岭南建筑的“守正创新”。如广州中山纪念堂，既广泛吸收西方建筑、中国传统建筑特点，又结合岭南地形气候特点，形成独具岭南特色风格的建筑。

　　体现在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社会变革中的“敢为人先”。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总有岭南人冲锋在前的身影。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四个经济特区中，岭南就占了三个（汕头、深圳与珠海）。可见，岭南人历来都敢于饮头啖汤。

　　广州要把握好岭南文化特性，不断打造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创新文化品牌，激发老城市新活力，推动高质量实现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奋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岭南篇章。

　　粤海寻踪——读懂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

　　黄淼章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省文化学会副会长

　　广州依海而生，因海而盛，文明互鉴，薪火相传，海丝精神成为广州城市文化的灵魂，也留下了很多文化的印记。

　　广州“山秀、水活、人杰、地灵”。地势北高南低，北边连绵的山脉拱卫古城，从地理环境来说是“山秀”。河流受到地貌构造的影响，有蜿蜒交错的江湖水系，被誉为“水活”。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排头兵，在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的名人俊杰，堪称“人杰”。“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广州山环水抱的美丽风景地貌，称为“地灵”。

　　广州因海而盛，云山珠水镌刻着务实、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印记。在先秦时期越族先民已经掌握舟楫之术，并向海洋拓展。古越人是中国人开辟海上航路的先驱。隋唐以后，广州更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以广州为一个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着联结亚欧非的纽带作用。继续深入挖掘广州海丝文化内涵，加大对广州海上丝路文化的宣传力度，方能更好讲述广州海丝故事。

　　郑观应的时势观——以《盛世危言》为例

　　宋德华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郑观应作为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时势观颇具代表性。通观《盛世危言》各篇，无不贯穿对时势的考量辨析，多有新颖之见、深度之思、超前之论，构成了各种言说的底色和基础。

　　他在中外关系上，重审“变局”和“强敌”，既看到各国互通的必然趋势，又着重揭示列强以强凌弱的本质，主张必须立足自强，做到善于交涉和坚决维护国家权益，是先进中国人新觉醒的显著标志；审视“西强中弱”，他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性和批判中国专制统治的落后性，强调必须学习西方富强之本，并对其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展拓的论述；对当时中国自身现状，他认定只有进行革新鼎故才能救危，这成为了其时势观中最具现实批判性的内容。

　　这些认知，无疑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相当准确的评判力。以此为立足点，郑观应发出振聋发聩的“危言”，将“盛世”之梦置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警醒和激励国人自觉而顽强地奋斗，以求最终达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目的。

　　江南与岭南古驿道

　　朱雪梅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

　　由于地理区位、气候差异和发展历程不一，江南与岭南古驿道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

　　一是形式上，江南驿道以水道为主，由江河（含隋唐大运河、明清京杭大运河） 向东海，而岭南驿道则是先跨越五岭的陆路，到江河水路，再通向南海。

　　二是城镇发展上，江南城市沿水道发展历史较早，除了南宋杭州、明代南京外，城市发展较为均衡，地域中心功能不突出。而岭南地区北江、东江和西江等均汇于广州并从珠江出海，历史上广州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三是文化方面，江南与中原交流广泛，发展较早，经济文化发达。民系文化较统一，民俗、语言和建筑形式基本一致。而岭南地区全面开发稍晚，因时间先后不一加之交通阻隔，形成了丰富的民系文化，广府、潮汕和客家文化在民俗、语言、建筑等都有明显的差异性。

　　四是对外交流，虽然两地对外交流都较早，但海禁时期，广州成为对外交流的唯一口岸城市，形成了大批的华侨华人群体，新思想、新技术的引进，对近现代中国发展影响深远。

　　两城接力——从广州“一口通商”到上海开埠

　　江 冰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1757年清政府宣布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作为官方机构，通过十三行商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

　　当时，十三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丝绸、茶叶、瓷器三大名产成为十三行最受世界欢迎的商品。广州十三行构建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广州贸易制度。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的全球化，也为广州汇聚了一个具有开放气息并领风气之先的人才群体。广东近代处在中西贸易前沿，商业的全球视野，促使广东人学英语、做贸易，出国、留学成为一时潮流，也培养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能人志士。比如，以《盛世危言》名重一时的郑观应。

　　十三行时代的广州，为中国的商业带来了面向全球贸易的路径与经验。也为后来广东商人奔赴上海——与全中国最精明最具开拓进取精神的沪商一起，再次经营中国面向世界的另一个商业舞台，提供了近百年的宝贵经验，以及中国商人团队。

　　加强人文湾区建设的路径思考

　　王元林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加强人文湾区建设，首先要深挖文化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长期以来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过程形成发展的，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唯有进一步挖掘好其内涵与精神价值，才能做好宣传引导。

　　其次，开展各种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与保护，把湾区作为一个整体，以文化遗产为抓手，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突破点，在大湾区文化遗产普查基础上，要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联合实施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计划，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数字信息共享平台，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遗工作。

　　再次，强化内地和港澳青少年爱国教育，加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丰富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文化培育和交流计划，为粤港澳青年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创业、就业、实习提供便利，搭建平台。

　　最后，加强交流互鉴，利用好港澳地区身处国际交流前沿地的区位优势，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