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晚年的梁毅文

　　今年是我国妇产学科泰斗梁毅文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毅文是广州人，在广州西关从医60多年。1986年，我在广州日报负责医疗卫生领域和部分时政新闻的报道工作，这一职业身份，让我有机会走近晚年的梁老，走近这位高山仰止的大医，记下了所知所见的点点滴滴，并录入到她家乡的报纸上。

　　文/李婉芬

　　图/梁嘉建、广医三院提供

　　初见大医

　　梁毅文生于1903年，逝于1991年，享年88岁。她学医从医的主要地方，是位于现今多宝路的柔济医院，1954年该院改制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名为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我第一次见到梁老，时为1986年3月4日，采访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台上端坐着一位银发素衣、知性而慈祥的女长者，正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梁毅文。此时梁老83岁，在接下来的数年时光里，在广州公益界、医卫界的重要活动上，我不时能见到她的身影，体形略胖，爱穿湖蓝和白色等浅色的大襟衫，大气典雅，岁月无改的睿智眼神，总是流淌着豁达的笑意。

　　1986年12月2日，位于人民中路的广州市妇婴医院，一座高十七层的新大楼落成，内设300多张病床。这是当年广州市委、市政府为缓解妇幼医疗资源短缺，承诺为市民办的“六件好事”之一。其时，这栋新大楼在人民中路上可谓鹤立鸡群。作为这个工程的16个赞助单位之一，广州日报社所在的西瓜园同在一条路上，相距仅几百米，当时最高的建筑还只有四五层。那天，梁老拄着手杖前来参加这座新大楼落成的活动，她是这件“民生好事”的推动者之一，时任市领导的许士杰见到梁老，即迎上前去扶伴，亲切交谈。在新大楼里，她看着宽敞的病房，先进的布局设计，一流的设备配置，频频含笑点头。

　　随着见到梁老的次数不断增加，我越来越希望深入了解这位在中国现代妇产科界享有盛誉的广州女医生。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在广州日报搜老报纸；当时的市二医院办公室主任、儿科专家崔其亮，负责联系媒体的工作，我们不时聊起梁老，通过他，我接触了多位梁老的弟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位医学泰斗的人生经历，如一幅长卷渐渐地在我面前展现开来。

　　少女怀志

　　梁毅文祖籍广州，童年在香港度过，受过良好的新式基础教育。1917年，14岁的少女陪伴病重的母亲回广州求医、休养。这段日子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母亲受结核病晚期折磨，医生束手无策，她痛苦万分；在陪伴母亲到医院求诊时，那些贫病妇儿的凄凉景况，直击她的心底。少女从此立志：做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学医救母、行医济世、救助妇孺。

　　位于广州西关的夏葛医学院，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女子医学院之一，其附属柔济医院以“救治妇孺”为使命，医疗水平在华南地区负有盛名。1912年，孙中山曾亲自前往参加院庆活动和发表演讲，肯定它服务社会的贡献。1918年，年仅15岁的梁毅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夏葛医学院，由此开启了她以后60多年扎根广州、从医报国、守护万千妇幼健康的生涯。

　　夏葛医学院及其附属柔济医院、端拿护士学校，为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医学博士富马利女士在广州西关创办，是我国最早的体系完整的女子西医学堂之一，为我国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女性医学人才。1923年，梁毅文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到了当时国内另外两家同样赫赫有名的医学机构——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北平协和医学堂进修，奠定了扎实的医学基础。1925年回柔济医院担任医生，1927年，梁毅文的诊疗水平获得良好的评价，在母校夏葛医学院担任了妇科代理主任和代理教务长。1928年，梁毅文只身赴美，考进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自费留学。这里是世界最早获准授予女性医学博士学位的医学院之一。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转往奥地利维也纳医学中心继续进修了五个多月，于1931年踏上了归国之路。

　　青年立业

　　记得在梁老生前，我对她的最后一次有见报记录的采访中，我们聊到年轻人如何做人立业。梁老坦率地说：“年轻人应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要把握住好时代，努力学习，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这是她经历了国家近百年跌宕起伏后给年轻人的肺腑之言。

　　回望上世纪前半叶，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直至山河沦陷，同胞生灵涂炭。梁毅文以超越常人的定力和意志，潜心从医治学，为祖国的现代妇产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的中国现代医疗水平低、医疗资源匮乏，妇科和妇产科的整体水平亦不如其他学科，受传统观念影响，妇女患病得到现代医学治疗的机会更少，妇科病、难产、宫外孕等疾病发生的死亡率十分高。1931年留学归来的梁毅文，担任了柔济医院妇产科主任。她的工作极富开创性。1944年，一位肿瘤病人前来求医，情况危急，她亲自主刀，为这位妇女切除了重达90磅的卵巢肿瘤，一时成为轰动大江南北的新闻。

　　梁老的学生、原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黄艳仪介绍，梁毅文早年积极倡导产前检查新观念，防治妊娠合并症，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他们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柔济医院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治疗情况做过统计，在梁毅文带领下，医院孕产妇的死亡率从1933年的2.7%，到1948年下降到1%；新生儿死亡率从1938年的14.6%，大幅下落到1948年的3.4%。

　　这是大写的生命奇迹，我已无法追寻梁毅文在动荡不安甚至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如何心无旁骛地率领团队去创造的。今天重温她医学和科研之路，我以为她有四个突出的航标，每个都以“行医济世”为终极目标。这四个航标，包括重视解决临床疾患的急需，重视临床新技术的应用，重视诊疗新领域的开拓，重视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治的结合。这几个航标构成了她临床和科研的体系，构筑了她成为中国现代妇产科事业开拓者之一的地位，诠释了这位大医以病人为本的慈心爱怀。

　　万婴之母

　　终身未婚的梁老行医60多年，诊治过数不清的妇女儿童，亲手接生的孩子逾万，关爱过的孩子更不计其数，被誉为“万婴之母”，在民间更有“送子观音”美名。许多广州人都知道这位医术精湛又慈爱非常的梁院长。每逢她的生日都会接到许多来自普通人的祝福，她（他）们是她曾经的病人，或接生过关爱过的孩子。今年梁老诞辰120周年，广医三院举办系列纪念活动，邀我参与，原因之一，我是幸运的“万婴”之一。

　　1986年的一天，妈妈从我的报道上看到梁老的名字，于是给我讲起了20多年前的往事。妈妈说，当年刚怀上我的时候，在别处连续看了两三位医生，都说“没有怀孕”。妈妈去挂了大名鼎鼎的梁毅文的号。梁老接诊时，用简单的方法对我妈妈做了检查后，就十分肯定地说，你已经有了30多天。我妈妈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对梁老的医术佩服不已，接下来的产前检查，就认定了非她看不可。妈妈说，梁院长不仅医术厉害，而且待病人很和善，很有耐心，说话柔声细语，没有一点架子，在病人中有口皆碑。妈妈说：“你有机会见到梁院长的话，一定要好好感谢她呀！”

　　我只是梁老关怀过的万千婴儿之一，我妈妈只是梁老诊治过的无数孕产妇之一，她们之前素不相识。二十多年过去了，梁老过人的医术，特别是亲近病人的人格魅力，让妈妈始终念念于怀。

　　铺路人

　　到上世纪40年代，梁毅文已是华南地区顶流的妇产科专家，人们将她与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林巧稚一起并称为“南梁北林”，同列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杰出医生。1954年，梁毅文担任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成为医院专科建设的铺路人。

　　她组织开展降低产妇产后大出血风险的研究，开展预防流产的研究，推广当时国外降低产妇分娩痛苦的医疗经验，均卓有成效。她积极推行产妇住院分娩的新理念，为产妇、新生儿建立现代医学的保障规范和安全港湾，短短三四年间，医院产妇住院分娩的人数就翻了一倍。

　　20世纪80年代初，梁老复出担任院长，她深为医院发展遭遇的大面积停滞、人才断层等问题忧虑。年事已高的她力抓人才培养，重构临床医研和基础医研机制，积极为医院和妇产科专科发展进行战略性布局。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市二医院的临床和医研创新陆续出成效。1988年市政府批准，在市二医院妇产科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市属首个妇产科研究所。

　　1989年9月15日，广东省首例试管婴儿在市二医院呱呱落地；9 月16日，第二例试管婴儿也在该院平安来到人间。这是紧随北京、湖南之后，我国诞生的第三、四例试管婴儿，市二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元本是这个试管婴儿项目的领军人。陈元本说，梁老的战略眼光、前瞻性的人才队伍建设、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布局，都为这个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

　　梁毅文在医学和研究的路上从未止步，她主持妇产科在细胞学、内分泌学、优生学、围产期医学等当时的新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临床和医研工作，为广州市妇产科、生殖学等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她先后在夏葛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广州医学院任教，桃李遍及国内外。

　　梁老为妇产科事业辛勤耕耘奉献、不断追求突破创新，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妇产科人。

　　家国情深

　　在我心中，梁老是一个纯粹的人：爱祖国，爱事业，全心全意服务妇幼健康，任何时候始终如一。

　　她曾三次在海外留学，在海外她还有许多亲人，有的是机会留在国外发展，然而，每一次在完成预期的学习目标后，她都迫不及待踏上归国旅途。

　　1949年8月，柔济医院派她再次赴美进修一年。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恰逢进修期满，她携带着节衣缩食省钱买来的医疗设备，如期回到故乡广州，回到柔济医院。

　　她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在大义面前，这位极具定力的女性话语不多，但从来都有自己清晰而坚定的选择。

　　1991年4月，在梁老去世的第二天，我采访了她的多位学生，众人回忆了梁毅文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中的广州城区遭遇空袭，无数建筑被摧毁，无数人失去家园，颠沛流离。柔济医院周围的昌华大街、逢源三巷、荔湾北区一带遭受严重破坏；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民纷纷逃往外地避难。柔济医院院长王怀乐和梁毅文等医务人员冒着生死难卜之险，坚持开门接诊。其间，梁毅文和同院的几位医生护士，入驻岭南大学难民区开诊四个多月。

　　面对大量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的同胞，她强忍悲愤，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每天坚持接诊过百病人，前后共为300多位妇女和孕产妇接生或手术。那时，新生儿平安落地的声声啼哭，给了她莫大的慰藉和力量。

　　柔心济世

　　梁老终身未婚，她用一生的虔诚来从医，以医院为家、以病人为重。从最初的少女纯朴善良，到后来的柔心济世；从最早追求女性的独立自强、到后来在事业上的无我和献身，这是一座灵魂高峰。医生对她来说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她为之奉献，达至无我境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梁老先后兼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为她推动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始终以此为己任，任凭荣辱起落，本色不改。晚年，每当我同她说起往事，她常淡淡笑言，这是医者之职。

　　当年的广州日报，记录了不少她履职的足迹。那个年代，政府开始重视妇幼卫生健康工作，梁毅文乘此东风，呼吁为产妇分娩建立规范的母婴安全医疗保障。针对当时产妇大多数分散在家分娩的状况，她大力推动产妇进医院和妇幼保健站分娩的工作，效果非常明显。

　　当时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广州市将分散的从医者、助产士等组织起来，经专业培训，建立了一批基层妇幼联合保健站，为解决妇女分娩和妇幼保健资源不足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几年以后，由于妇幼保健站收入过于微薄，生计难维，不少专业人士又纷纷流出。梁毅文很是焦急，她做了深入的调研，并在1957年的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发言敦促尽快改进这项工作，留住人才。从这一时期开始，梁老对妇女儿童健康事业的关注和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技术层面，面向更广大更基层的社会机制建设，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她呼吁社会要破除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医疗行政部门要在社会广泛开展科学的生殖健康教育，要宣传科学的正常生育的观念和知识，要普及男性也能有效避孕而无害健康的计生知识。她在报纸上呼吁的同时，在1957年作为广州市人大代表也提出了相关建议，成为生育医学科普的先行者和倡议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梁毅文率队下乡送医送药。1965年7月，她带队来到距离广州市区20多公里的人和公社开诊。求诊的农村病人之多、不少病人病情之重，远超出她的想象。

　　一位叫骆容的婆婆，31岁患上腮腺混合瘤，一直没钱治疗，拖到这次医疗队下乡，已经79岁了。梁毅文马上为她实施了混合瘤切除手术。骆容感动地说：“幸好你来了，要不我就要带着这个怪物离开这个世界了。”梁老听着十分心酸。她决心坚持长期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村妇幼服务。在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一直努力推动这项工作，她自己仅在人和公社一地就救治了许多重症病人，先后施行手术500多例。

　　斗重山齐

　　梁老步入晚年后，健康每况愈下，仍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工作和付出。二十世纪80年代，她先后把自己的部分积蓄捐给了广州市儿童福利会和医院用于支持青年医务人员科研工作的医学基金。在去世的前一年，她仍然为医学杂志审编文章，不时伏案为青年医生修改专业论文。

　　1991年3月30日下午，88岁的梁老终于放下了自己背负了大半生的使命，在广州市一人民医院辞别人间，驾鹤西去。

　　4月4日，广州日报在一版的“版心”位置，以《毕生献事业 爱国一大夫》为题，全文刊发了我写的追忆梁老的通讯。这篇文章是梁老辞世后媒体最早发表的追忆和悼念文章。标题有特别的出处，1986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祝贺梁老从医60年时，专门为梁老赋诗一首，诗云：“奉献丹心求济世”“一生爱国一大夫”。

　　光阴荏苒，在梁老离开我们30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在怀念这位大医，她早年在我国现代妇产科事业的杰出贡献，为后人不断提高、发展、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贡献依然不断造福着今人。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这就好比今天照亮长夜的璀璨灯火、绚丽霓虹，始祖皆是19世纪50年代亨利·戈培尔的那盏玻璃灯。

　　在星辰大海中，那盏灯，永远闪烁着岁月无法覆盖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