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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者曹耀文:
摸清广州先秦遗址的“家底”

每年花100多天田野考古 融合新技术手段解密古人类遗存
曹耀文在研究发掘出来的古人类遗骨。
曹耀文在整理金兰寺遗址发掘出土的遗骨。

  见到记者时,34岁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地下仓库忙碌。这座仓库大如迷宫,里面常年恒温恒湿,过道内一排排日光灯仿佛望不到头;这里收藏着70多年来广州各项考古发掘所得,而曹耀文正在整理的是前年他在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的一批古人类遗骸。“我们对这批遗骸的研究可能要持续10年。”

  从本科开始,曹耀文就热爱田野考古,如今已在管理岗位的他,一大半工作日时间仍在田野考古一线,他告诉记者:“考古的生命在田野,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在田野。”近10年,曹耀文的脚步踏遍流溪河和增江流域两岸,他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岭南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波

  从小向往考古 本硕阶段参与多项田野调查

  曹耀文1989年出生于湖北随州,自小他就与考古“结缘”——20世纪70年代,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曾侯乙墓被发现,随之出土的曾侯乙墓大型编钟惊艳世人。曹耀文的高中就在这座大墓附近,耳濡目染下,他从小就对考古十分向往。

  高考后,曹耀文如愿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我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进一步确认,考古是我最感兴趣的方向。”曹耀文说,考古最吸引他的地方是可以外出探险,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从而更深入了解历史。

  在曹耀文本科毕业时,为稻粱谋,他也找过工作,“我当时面试了两家公司,一家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大厂’,另一家是大型股份制银行,都进了最终面试,但当我拿到中山大学考古学的保研资格后,这两家的终面我都没去,我想继续在考古学方面深造。”

  本科和硕士阶段,曹耀文参与了多项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他跟随导师和师兄师姐到国内各地做项目,足迹踏遍湖南、湖北、贵州、海南、福建、广东等地,后来还去了印度尼西亚考古。他告诉记者:“田野调查考古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去武夷山和湖南、湖北、贵州的洞穴做聚落的调查研究,那些都是平时没人去的地方,洞穴的形态和功能也很多样,有用于居住的、也有用作仓库的,我因此做了相关民族志和人类学调查;而在硕士阶段,我跟导师去了一趟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做考古,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过以及欧洲人无比向往的丁香、肉豆蔻等香料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

  读研后期,曹耀文还做了近一年的潮州黄冈河流域调查,从发源地开始沿河而下,寻找古人生活的遗迹,这为曹耀文之后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临毕业时,曹耀文的导师又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从化流溪河流域做流域性调查,曹耀文成了这支调查队的主力;再后来,曹耀文顺利进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工作,继续完成流溪河流域的考古调查。

  竹竿夹蚊香 踏遍流溪河、增江两岸觅古代遗存

  广州市先秦遗址最集中的区域在增江和流溪河流域,以往考古人员只做过零星的调查。来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后,曹耀文先后完成了流溪河和增江流域更为细致的考古普查工作,基本把广州先秦遗址的“家底”摸清。

  “这是一项非常基础且辛苦的工作,一条江需要1到2年的时间来跑,跑完之后再花好几年时间整理资料,之后需大量的核对才能出成果。”曹耀文告诉记者,他做流溪河流域调查时正值六七月份,每天都冒着高温酷暑行走在山林之中,为防止中暑,他头戴着防晒面罩,只把两只眼睛露在外面,每天都是上午八九点出门,一直到傍晚五六点才回来。

  高温酷暑加上野外恼人的蚊虫,对考古队员的身心造成极大的考验。曹耀文介绍:“我每天包里都会放上水、驱蚊水和蚊香,拿个登山杖就开始徒步。夏天蚊子多,只要我脚步一停,身上就会被叮满包。到后来我就撑一支竹竿,夹着蚊香一路走。我们曾尝试各种办法驱蚊,但都没什么用,加上高温高湿,我们身上也开始长湿疹。一般人坚持不下来,但我还是从头到尾扛了下来。”

  田野考古容易遇到危险状况,曹耀文在野外就曾踩到过捕兽夹,幸好当时他穿着硬质长筒水鞋,脚才没有大碍;而他不小心掉进路边水坑、鱼塘里的事更是多次发生。

  曹耀文说:“我当时每天要爬河两边的几个山岗找古人类的遗物,把落叶和植被剥开,寻找地表上的陶片或石器,从而判定地下是否有古代的遗存。山两边都是杂草和荒地,找到踪迹后,我们就再往周边扩散做进一步调查,通常找到一个点,我一待就是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原本流溪河被发现的古人类遗存也就二三十个点,但我们跑了1年后新发现了300多个点;增江以前也只发现了几十个点,我们跑完1年后又发现了500多个点。”

  增江流域考古项目同样艰辛,但曹耀文不惧辛苦,一直坚守到工作的最后。而这份辛苦也带来了回报:目前,流溪河的调查已经出了相关报告,而增江的调查报告正在核对阶段,年内也会发布。

  长期扎实的田野工作,为曹耀文后续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广州田野考古一线的业务骨干。

  多学科融合考古 用创新手段解密古人类

  自入职以来,曹耀文不断利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手段来“服务”考古学。为发现流溪河史前遗址分布的规律,他通过自学,将流溪河的成果用地理信息技术方法做了一系列分析研究,而这些新的技术方法同样被运用到增江的调查上。“如果不用这些方法,我们也许只能得到一些传统的成果,但通过数理统计分析,我们就有了新的成果。比如用GIS技术做了遗址的空间分析研究,我们就能分析遗址的多寡与海拔、河流、坡面及土壤分别是什么关系。当我们找到了这些关系后就可以预测,还没跑过的区域里,哪些地方最有可能出现遗址,这样就可以节省我们的人力和物力。”

  过去考古更多凭借经验主义,而曹耀文认为,分析量化能让研究成果更有意思。“经过我们研究发现,流溪河的遗址在高山的地方不会有,低洼的地方亦不会有。在北方,房子基本坐北朝南,主要位于河流北侧山南坡,这样便于采光;而流溪河没有这样的特点,遗址在南坡、北坡分布得比较均匀,没有特别强烈的倾向性,这是与北方古人类遗址较大的差别。”

  曹耀文近几年还做了增城金兰寺遗址和从化狮象遗址的考古研究。其中,金兰寺遗址是广州第一个系统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遗址,在该遗址中除了发现当地人种植水稻的证据,还出土了40多具古人类遗骨,这让曹耀文十分激动。“岭南地区主要为强酸性土壤,以往的遗址很少有人骨出土,但金兰寺遗址属于贝丘遗址,贝壳呈碱性,保护了这些遗骨,这为我们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通过骨骼研究,我们可以判断金兰寺人到底从哪里来,体质特征如何;我们可以做DNA研究、碳氮同位素研究,来发现这些人和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的古人类之间是否有血亲关系;我们还可以根据骨骼判断这些人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们吃什么肉,采集什么植物,从事什么劳动等。目前来看,当同时期的良渚人已经进入标准农业社会时,金兰寺人还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而从墓葬形制来看,金兰寺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曹耀文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一批金兰寺古人类遗骨送至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多学科研究工作。

  探源岭南文明

  希望在狮象遗址中找到粤北文明与珠三角的连接

  曹耀文近期正主持从化狮象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他介绍,为推动广州史前先秦考古研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22年启动流溪河流域先秦文明探源工作,开展狮象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该遗址曾于2002年至2003年做过一次200平方米的试掘,发掘之后进行了原址保护。“之所以选择狮象遗址,是因为狮象遗址所在位置特殊,地处粤北山地与珠三角平原的过渡地带,文化内涵兼具粤北、粤东及珠三角三地文化特征;此外,狮象遗址由洞穴和台地构成,我们也希望能在洞穴考古方面实现突破。”

  曹耀文表示,从韶关的石峡遗址,到清远的青塘遗址、岩山寨遗址,再到珠三角的茶岭、甘草岭遗址,可以看到粤北的文明是如何与珠三角之间产生连接的,他们试图在狮象遗址中找到线索。

  自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始,广州的中心便位于今北京路一带。那史前先秦时期的广州文明中心在哪儿?曹耀文介绍:“通过这些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发现在中新广州知识城附近,距今4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存在一个区域中心,是不是岭南中心还不确定,但肯定是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心。”

  如今,曹耀文每年仍有100多天花在田野考古上,他说:“我还保持着读书时对于田野考古的那种激情,就觉得每天都有新发现、新收获,这真的很棒。我们考古的目标就是保护广州文化遗产、传承羊城历史、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让每个广州人对城市感到骄傲与自豪。”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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