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系列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消费已成为今年中国经济中被提及频次最高的热词。如何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激发市场主体在扩大消费中的活力？近日，本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他表示，“最终消费率”低是消费中的最大短板，当务之急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关于部分外贸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难题，常修泽表示，外贸企业可通过“出口转内销”方式参与国内大循环，助力国内消费升级。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最终消费率”仍是短板

　　中等收入群体到2030年要争取占40%

　　广州日报：扩大消费是否已成为今年经济工作中的核心议题？

　　常修泽：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三个大趋势：经济发展系统的民富型发展趋势，经济改革系统的要素型改革趋势和经济开放系统的制度型开放趋势。我称其为“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已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顶层设计。

　　中国消费正处在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所以我们的消费已经进入“新阶段”。进入“新阶段”后，一是人均消费规模扩大。保守估计，到2025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规模将达到42万亿元～45万亿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二是消费层次上升，中国进入“居民消费新阶段”。

　　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需分清“消费四率”，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

　　我想重点提一下“最终消费率”，它是指最终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动态增长并不慢，但最终消费率是低的。而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居民消费率过低，这是消费问题的“靶心”

　　基于2020年支出法GDP数据和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费、投资（资本形成）、进出口的增长贡献数据，可知2021年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比例分别为55.5%、40.7%、3.8%。最终消费率55.5%这一水平仍然低于处于较高阶段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发展阶段，拉高居民消费率仍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

　　广州日报：对于如何扩大消费，您有怎样的见解？

　　常修泽：扩大消费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换挡”能否成功。拉动消费关键要让广大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 其中“能消费”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要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二是缩小收入差距。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第三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社会的“自然稳定器”，也是消费增长的“自然稳定器”。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不到30%，但该群体消费总支出占比达46.5%。未来几年，“能消费”的重中之重是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建议该规模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30年争取达到占40%左右，然后再逐步提高。

　　至于“敢消费”主要是织牢社会保障网。只有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才能吃“定心丸”；而“放心消费”指的是消费安全。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

　　发挥企业家的“乐团指挥”才能

　　广州日报：扩大消费和市场主体之间有哪些关联？

　　常修泽：市场主体是各个层级企业家资源的培育母体，也是提供就业岗位、居民增收的土壤，若没有市场主体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预期。每年新增1200万大学生就业，还有1000万人从农村流向城市，都需要充分的市场主体在其中发挥生力军作用，让这些群体在城市中立足，然后才谈得上扩大消费。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包括两个层次。首先，只有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才能为经济复苏蓄力。过去几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就是为了支持市场主体摆脱困境。而在保护好市场主体的基础上，还需在激发活力上下功夫。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协调运作、形成合力。

　　当务之急是需要恢复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民营企业如果不投资“躺平”了，就业、消费都会受到影响。从政策层面来看，要努力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2022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这都对提振民企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市场主体面临的不仅是“钱”的问题，从世界局势和国家战略的高度着眼，应该珍惜企业家这样一种“稀缺要素”，注重发挥这一群体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的“乐团指挥”才能，尤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广州日报：在扩大内需方面，市场主体在其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常修泽：从短期来看，扩大消费应着力改善预期和提振信心，重点是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支持困难行业和小微企业纾困发展，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就业岗位是增加居民收入的直接方式，而市场主体则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源头。因此恢复和扩大消费，需要呵护好1.69亿户市场主体，让保市场主体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让市场主体有活力，敢拼、敢闯。

　　此外，市场主体要增加优质消费品供给，尤其是旅游休闲、文化教育、养老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总之，有效恢复和扩大消费，关键是要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新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主体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应对外贸挑战

　　“稳外贸”之余优化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

　　广州日报：近期我国一些港口出现了集装箱堆积的情况。您对此怎么看？

　　常修泽：从根源上说，外贸需求不足是导致空箱堆积的原因。受国际贸易订单需求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外贸受影响较大，各出口品类数据均出现滑落。

　　近期，地方和企业普遍反映订单下降，部分出口企业还反映回款不畅等贸易风险，这主要是受到国际贸易大环境的影响。当前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这些困难挑战在外贸领域尤其突出。从外需来看，按美元计价，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5063亿美元，同比下降6.8%，但比市场预期要好。这也体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

　　尽管外贸受到影响，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我预计到今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复苏利好因素的释放，企业外贸承压情况就会有所缓解。

　　广州日报：应该如何应对当前外贸面临的挑战？

　　常修泽：当前，西方国家加息的步伐仍在继续，预计2023年都会持续较高的利率水平，外需只有在金融周期转为降息宽松之后才有可能恢复。我们对外需恢复的严峻程度要有充分估量。

　　首先，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就必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有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弱。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认识到，走低端出口路线只能赚取微薄利润，唯有转型升级，企业才能高质量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国情决定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之内不会丢也不能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外贸就是稳基本盘、稳就业、稳消费。所以，今年外贸要稳规模、优结构，先把规模基本盘保住，再随着产业升级来优化外贸结构，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

　　其次，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出口转内销”。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消费升级，我们的很多出口产品在国内同样有市场。当代七大要素按类型区分，可分为三类型。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四要素可归之于人本要素型；土地、资本可归之于物本要素型；数据要素可归之于人与物信息要素混合型。中国要解决结构性矛盾，构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都需要靠要素的合理流动，尤其需要挖掘知识、技术、劳动力、管理以及土地、资本的内在潜力。

　　广州日报：近期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会不会产生影响？

　　常修泽：近期美联储宣布加息放缓，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走弱预期可能性较大，短期内美元指数、美债利率可能趋于下行。美国经济今年下行预期不变，人民币对美元走低空间有限，2023年人民币有望保持总体偏强的走势。

　　但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对出口的影响有限，企业可以通过调整进出口结构和其他措施来应对汇率波动的影响。随着美元走弱，近期国际投资可能会加速布局中国资本市场，年内可能有更多资金流入，增强中国资本市场活力。

　　人物简介

　　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博士生导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学术理论著作。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