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下称卓明信息）自2014年成立，参与过国内外包括河南水灾、山竹台风、帕卡台风、尼泊尔地震、土耳其地震等两百多次重大突发灾害的民间救灾工作，他们所搭建的行业救灾体系，通过研究灾情信息的收集、挖掘、分类，发布救灾简报，为救灾行动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有效解决了灾害援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被誉为“民间救灾通讯社”的公益组织，目前全职人员只有两人，每次却可以在灾害发生后有效集结上千名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志愿者，通过网线和电话线，织就出一朵强大的“灾情信息云”。记者近日采访了该公益组织的创始人郝南。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除署名外）

　　采访郝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每天最有空的时间几乎都是在深夜。采访当天记者和他通话时，已是凌晨十二时。

　　长期熬夜工作，郝南得了肺水肿。作为一名曾经的医生，他清楚自己的身体已亮起红灯。可每当灾害来临，不论远近，他还是不可自抑地投入到救援救灾之中。这一状态从他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救灾一直持续到现在。

　　卓明模式：

　　应对灾难的“信息云”

　　今年2月28日，土耳其地震已过去20余天，但郝南的救灾工作还没有结束。每天，郝南的手机里仍会收到上万条关于土耳其地震的信息，那些中国民间社会力量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捐赠信息如雪片般纷至沓来，郝南和团队成员们负责将其一一与当地对接——这些捐赠的帐篷、毛毯、电水壶等物资将被用于土耳其灾后安置点“中国村”的营地建设：如今在马拉什郊区等地，已有一部分失去家园的土耳其村民暂住进印有“应急救灾”四个汉字的蓝色帐篷之中。

　　一场灾难往往具有时间窗口，在这个窗口内，前期的救援工作往往是最受关注的；而在救援队悉数离开之后，那些“受伤”的城市往往会陷入未知的、被遗忘的过程，直到灾难彻底消失或城市得以重建。而郝南正在做的，就是从始至终去陪伴每一个“受伤”的城市康复。

　　时间回到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地震的2月6日，不到24小时，郝南发布的三个援助信息群便已悉数满员，志愿者申请信息和物资捐助信息如雪片般从全世界各地涌来，其中包括擅长土耳其语的中国学子、土耳其当地华人、土籍人士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而关于土耳其地震的震区人口密度分布图、伤亡分布图、灾区交通状况地图、国际援助响应情况等信息也已整理完毕，当天晚上，救灾简报也陆续发布，为即将前往当地的中国救援队提供了最早的数据支撑。

　　2月9日晚起，郝南又接连发起多场关于国际救援的直播，不遗余力地教相关队伍填写报备表格、对接相关联合国协调机构，以指导中国民间救援队更好地参与到国际救援协调体系中。“大众或许只能看到在灾难中救援队去到了哪里，但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卓明所做的就是这些背后的工作。”郝南说。

　　而这些只是属于卓明信息参与国内外救援救灾的冰山一角，多年来，这个公益组织在200多次国内外自然灾害的救灾工作中迭代和延续了下来。“一年有大概100多天，我们都和这些社会力量保持着这样协作的状态。我们所做的就是在灾难发生后帮助救援队快速突破信息迷城，去到最适合去的地方；以及在无常的灾难中寻找规律，聚集力量，就像云一样。”

　　突破困局：

　　掌握灾难的“脚本”

　　卓明这朵“信息云”的出现并非偶然。

　　时间倒回2008年，彼时的郝南还是北京大学医院口腔科的一名牙医，而那年的汶川地震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变化。地震发生后，郝南作为医疗志愿者，带着物资和设备前往四川参与救灾，但在抵达后他却发现一个问题：从四面八方送来的救灾物资这么多，应该往哪儿送？怎么送？

　　为了解决供需信息匹配问题，郝南在自己所组织的志愿者群里开始协调分工，有人负责整理物资和人力资源，有人负责了解灾区需求，有人对接车辆分配，有人负责分发……“当时因为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大家对于灾区的地形、交通情况等，很多甚至都是通过纸和笔画出来或者通过信息拼凑出来的。”郝南告诉记者。

　　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在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中。为了解决灾区供需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郝南找来几个北大校友，从救灾流程、分工协作、文档格式标准、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一次探讨，形成了最早的“卓明信息”工作小组。

　　在此之后，卓明信息没缺席过任何一次有民间力量参与救援的突发灾害：从玉树地震到后来的岷县洪灾、泸沽湖地震，再到雅安地震、香格里拉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在一次次参与救灾过程中，卓明信息的工作模式也越来越清晰。如今面临灾害，卓明信息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角色步骤，他们会将灾区所有的要素整理成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灾害影响、灾后需求、响应行动五个层次，再建立一个可以用于解释灾区变化的模型。郝南形容这个过程有点像是战场态势推演或沙盘实景演练的脚本，“灾难也是有脚本的，只是脚本在大自然手里，需要靠我们的力量去学习它。”

　　为了更好地参与救灾工作，2014年，郝南辞去了牙医工作。“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郝南说，“比如一场洪水，你要掌握洪峰的来源、最后雨会汇聚在哪里，洪水会经过什么水库和堤岸、水库的水位和流量、下游阶段河道的情况、可能淹水的位置、大概会影响到多少居民和农田、一共需要多少人救援……这些都是在刚下雨时我们就需要知道并且开始做准备的。”

　　灾难现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有时，救援工作还要能“跑”在灾情前面，此前有几次水灾都是郝南提前监测并预知危机，召集民间救援队在当地消防队赶到之前便已前去援助。“2021年那次河南水灾，7月21日夜间许多救援队伍已经在去郑州的路上，而我们监测到新乡当时正在下暴雨，可能灾情会更严重，于是提醒救援队伍转道去新乡，到了22日新乡的灾情就传了出来。所以救灾不仅是救援，而是必须要了解灾害规律，在危险发生前提前干预。”郝南说。

　　“救命云文档”：

　　灾难下的个体力量

　　在每次救援的“战役”中，拥有决策能力还远远不够，郝南还需要学着去“招兵买马”和“带兵打仗”。卓明信息有多少“兵马”？这个问题郝南也无法回答。“如果是全职做救灾信息的核心人员，可能就只有两人；如果是志愿者，数量我不知道。”

　　而卓明模式下的志愿者，被一些业内专家称为“危机众包志愿者”。卓明这朵“信息云”正是生发于无数个分子，且这些分子在不断地变幻：志愿者们互不认识，却因为“救灾”这个目的聚集起来，越来越显示出灾难之下个体力量的重要性：2015年尼泊尔地震，卓明信息聚集了300多名志愿者，处理了260多条村级灾情信息；2021年河南水灾时，据当时卓明信息的医疗志愿者秦晨辉透露，他们启动一级响应三天内，志愿报名的市民就多达9000人，最终审核通过的志愿者超过1000人，分为研判组、医疗组、特搜组、救援组、信息审核组等。“志愿者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包括金融白领、大学生、公务员、医生等。”

　　家住河南卫辉、当时通过网上救助文档获得救援的群众张先生告诉记者：“当时我给求助热线打电话一直占线，后来看到网上有人发布了救命文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填了信息，包括联系电话、具体位置等。想不到过了两分钟就有人打电话来核实我的情况；再过十分钟救援队就打电话来了。”

　　“救命文档”的功能还不止于此。秦晨辉透露，卓明信息会根据求助者的危急等级进行优先级排序，比如他所负责的医疗组当时就对接因水灾导致就医困难的特殊群体。

　　在那次救灾中，卓明信息的志愿者调度达到了2000多人，对接了全国1000多支救援队，处理了近3万条求助信息。“这个工作量大得可怕，其中好多志愿者当时几乎都是全天候地开展工作。”郝南介绍，但这仍不足以应对当时的现场需求，于是郝南选择将最早的一份“救命文档工作方法”在预备志愿者群中公开发布，民间其他的志愿者也开始自发组织团队，一份份新的“救命云文档”开始在群众中产生裂变。

　　如今回想起来，郝南依然会感慨：“从应急管理上来说，集中调度是效率最高的，但经验证明，在大型灾难面前，当调度需求超过了统筹协调的阈值后，就需要分布式网络救助来进行弥补。”这也对应了卓明信息的特点，它所倡导的就是“巨灾面前，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理念。

　　民间救灾组织的十字路口：

　　需更多力量共同“拨云见日”

　　在国内，能够像卓明信息这样坚持十多年的民间救灾组织并不多，依靠于松散的志愿者网络，卓明信息培育了数不清的志愿者，极大地锻炼了志愿者们对于信息协调的能力，“卓明模式”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认可。

　　作为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郝南与多位专家都不断呼吁开放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响应，放开民间救助体系的空间；细化慈善活动规范，推进社会应急慈善发展等。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3年1月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新增条款中规定了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及时发布需求信息，引导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

　　但从郝南个人角度来看，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由于缺乏固定核心成员，每一次灾难结束之后，志愿者们便各奔东西，这也使得一些日常经验总结工作无人开展。“没有足够人手去做日常整理工作，但偏偏卓明是在这200多次的灾难救援中不断迭代和延续下来，它积累的经验才是目前最宝贵的东西。”

　　走到十字路口的郝南，难免会有一种无力感，如果哪一天他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卓明信息还能否继续？

　　“我们现在最希望的是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求助入口，因此需要多个有公信力的平台来与卓明合作，让大家愿意填写求助信息。”郝南告诉记者。如今，他开始花更多时间向公众传递防灾、救灾信息，同时呼吁有关组织、部门整合和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在灾难响应和灾难信息管理方面——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解”卓明信息本身的功能，但这也正是郝南所期待的：在他看来，卓明这朵“云”就像是灾情中的桥梁，只有当各个机构的防灾救灾能力不断提升稳固，才能得以“拨开云雾见天日”。“未来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各种自然灾害，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做更多准备。”郝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