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知

　　在城市更新行动中，领导干部应当培养和具备前瞻性思维，应当筑牢内容创新、价值提升、权利平衡和协同治理四种思维。

　　树立“内容创新”思维，破解城市发展困局

　　城市更新并不仅仅是对城市空间的简单腾挪，或对城市空间形态表面上的改变，更在于内容上的创新——包括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城市各区域功能定位的调整、民生问题和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高等。城市更新通过对城市物理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服务空间和文化空间等的内容再创造和持续、系统地更新，重新打造城市局部或整体的格局，以此重塑城市的灵魂。对此，无论是“点状建筑更新”还是“片区整体更新”，城市更新内容创新的最终目标是盘活存量，破解城市“成长的烦恼”困局，实现从促进“城市增长”向促进“城市成长”转变，实现城市成长由“量”到“质”的转型。因此，在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内容创新方面，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目标，平衡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城市品质和能级的共同缔造。

　　确立“价值提升”思维，完善城市功能品质

　　从价值发现和提升的角度考量，城市更新行动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各方的“利益增进”，也需要为城市更新行动所涉及的有关各方提供“共享价值”。从宏观视角看，城市更新行动要着眼于业态空间从低价值向高价值提升，城市片区空间从点的价值向面的价值提升，短期利益要让位于长期价值。具体来说，包括城市空间结构的再平衡，补足城市空间中功能性的缺失，以及解决城市空间中物质性的老化问题等。例如，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大力推动疏解非首要、非必要功能，疏解遗留下来的土地及其上物业，通过升级改造后，一方面可以实现资产的升级和升值，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城市空间品质与价值，包括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交往价值等等。从微观视角来看，城市更新行动也要着眼于提升城市个体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个方面的价值。例如，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出发，多做一些“友好型”的设计，如利用城市小空间打造街区“口袋公园”、建设公共文体场所和社区活动场所，为城市居民群众创造体验感更好的社交空间，促进人们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碰撞，从而激发蕴藏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交活力，实现城市不同居民群体的和谐共生。

　　建立“权利平衡”思维，促成城市更新具体共识

　　因为城市更新涉及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容易引发和聚集各类基于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唯有借助多方主体参与、充分协商和有效互动，才能达成权利平衡和利益共识，从而使得城市更新行动在推进速度和最终绩效方面取得“双赢”的结果。在实际操作层面，城市更新行动涉及原住民、租赁者、工作者、纳税者、技术专家、商人以及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代表等多种参与主体。上述多种类型的利益主体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展开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博弈容易带来各个主体在权利上的失衡。例如，地方政府作为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主体之一，实施城市更新改造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场运作开发商则更多关注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所涉及地块的使用权者重视如何提升自身收益、改善居住环境等。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导向和市场运作开发商的趋利取向、社会公众多重期望之间存在分歧和冲突的情况下，要特别关注城市更新改造背后的行动主体，既要赋予他们制度上许可的行动能力，又要平衡好他们之间的权利关系，促进城市更新行动具体共识的演化和形成。

　　建立“协同治理”思维，优化城市更新绩效

　　城市更新行动涉及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和综合目标，应当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治理和自下而上的自主更新型治理结合起来，确实建立起“协同治理”的思维。具体而言，“自上而下”的协同治理模式，多适用于有益于保障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空间转型升级等公益性改造，以及成片大规模改造、城市地标项目等重大建设的落地等情况。此时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主导，带动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城市物质空间层面的“场所营造”和城市空间功能的“更新置换”中，进而促进城市更新地区整体的转型和升级。而“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理模式，多见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加装电梯、旧房自主更新、建筑活化利用以及历史街区保护等更新改造情境中，更多地带有居民生活和历史文化视角，重点关注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特别注重使属地居民获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发挥其在城市更新中的主体作用，提高更新改造的增值收益。例如，对于在城市老旧小区居住的市民群众，要给予适当的补贴与关怀；对于城市文脉留存等问题，要充分听取和体现多元社会主体的意见，以求更好地传承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文脉。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文献信息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