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系列 4

　　2月21日，据第二届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论坛上发布的《2022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显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之下，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逆势上涨，优质企业培育步伐持续加快，参评的36个典型城市已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2万家，“小巨人”企业数量由2020年度的905家增加至目前的4572家，占全国总数量50.8％，年均增长率高达124.77％。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张军近日在接受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重点谈到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小微企业的活力彰显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以经济活动的联系而言，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关系是多层的，其相互影响的机制也非常复杂，要分类施策，给中小微企业自由生长的土壤。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冯秋瑜

　　分类指导施策

　　让中小微企业更好恢复

　　广州日报：我们应该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怎样的环境？

　　张军：经济复苏阶段，中小微企业被寄予厚望，因为它们能提供主要的就业机会。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差，所以是靠大中型企业来连带中小微企业的复苏，还是制定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分类看中小微企业。餐饮、旅游等消费服务业比较容易恢复；然而还有一些中小微企业可能面临的负担更重。对于这些，财政和金融政策上就要有的放矢。

　　此外，我国不少大中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之间有上下游的关系，或者说它们有共处一个供应链上的业务往来，因而大中型企业的恢复对于中小微企业有一个“火车头”的拉动作用：如果大中型企业恢复得好，那么为其提供零部件或生产中间用品的中小微企业的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

　　当然，在拉动大中型企业方面，也要分类指导。比如煤炭、贵金属、铁矿石等处在上游的大宗商品，因为“船大不好掉头”，它们的恢复需要大量信贷和进口采购，面临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对这一类行业，目前可能还需要相对谨慎。

　　总体来说，就是要对不同的行业、领域，规模的企业分类指导施策。

　　中小微企业要在市场里拼搏

　　保护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干预

　　广州日报：广东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我们应如何发挥它们对经济的作用？

　　张军：广东、浙江、江苏等地都有许多中小微企业，它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来可能会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大公司甚至国际公司，所以我们称其为“隐形冠军”“独角兽”。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当中宝贵的活力和动力来源，我们的政策一定要呵护它们，最好办法就是一定要大幅度减少人为干预，让它们在市场机制下更好地发展自己，这样才能够让它们更好地在市场的竞争压力中锤炼本领。

　　广东的地方经济非常有活力，源头也是因为这些公司一直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环境当中。记得若干年前我到深圳去，当地的政府官员告诉我，他们恪守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只要企业不来找我，我不会去找企业的。”——我觉得这样的自觉是好事，广东的中小微企业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和广东的整个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有关系。

　　另外，中小微企业也有两件事情不要做，一是要在市场里拼搏，用市场机制去解决自己发展的问题，千万不要产生依赖政府的想法；二是不要碰金融，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发展他们的实业项目本身，放到科技创新中。有些企业觉得做实业比较辛苦，挣钱比较难，涉足金融钱来得快，然而一旦碰了金融，其实反而会对自身造成消耗。如果这两条能做到，中小微企业就会出越来越多的“独角兽”。

　　“高质量”不仅是“做大做强”

　　分散式中小微也有创新动力

　　广州日报：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中小企业大省。统计发现，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九成集中在制造业，广东的中小企业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您认为它们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军：中国经济想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它一定要在实业中，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迭代中发展，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坚实底盘。我们说“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说公司大了就是高质量，小的就不是高质量。其实“专精特新”就代表高质量，广东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就做得相当好，有大量中小微企业就专业地做一样东西，可以做到全球很大的份额，拥有大量专利，甚至制定领域标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需要有高质量才能够更好发展的阶段，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会使企业不断提升质量和科技含量，创新动力会越来越强。

　　这些年，除了广东，很多地方“专精特新”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制造业领域中出现了很多头部企业，它们为中下游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这些都不是我们产业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客观形成的，也有一些是自发产生的——压力才是公司发展的最大动力。这种环境是最能够创造出有竞争力的、高质量的企业的。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中小微企业面临着比较分散、难以集聚、整合、发展壮大的问题，似乎挺难用某种凝聚力来做大做强，对此您怎么看？

　　张军：我们现在谈高质量发展，好像都是希望一个公司、企业能够尽快从小企业“做大做强”，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

　　以德国和美国来举例，德国比美国小，为什么德国的制造业在全球有那么强的竞争力？恰恰是因为它的制造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而美国是大企业主导，所以它的制造业就慢慢地没有太强的竞争力。美国现在有竞争力的是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制造业当中，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反而是中小企业。

　　所以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制造业领域始终维持超大比例的中小企业，这才是它有竞争力的来源，这也是东亚地区的制造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比较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们更容易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以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为例，也有很多小作坊。那些制造业企业都不是在园区里，而是在写字楼里，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里都有很多工厂，分布的都是中小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好广东的原因，分散的“中小微”恰好是我们竞争力的来源。所以一定不要把它误解为因为小就没有效率和竞争力，事实正好相反。

　　数字化把中国经济推入快车道

　　中小微企业应通过数字化提升效率

　　广州日报：近年来，很多行业在加速数字化，创造了新的附加值，数字化是否是中小微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张军：近年来，中国经济数字化的进程确实在不断提高。而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数字化也可以对整个经济的复苏发挥更大作用，并且从中长期来说，数字化的深度和广度都会进一步加速。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中国的一个机遇。中国有超大的人口规模，人均数据量也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这是中国经济在数字领域的先天优势，因为数字经济首先要有数据；其次，数字化需要场景，中国是一个大国，数字化的应用场景也可以无限变换、特别丰富；第三，中国有更多年轻人来开发技术。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而且其中60%-70%都是工科，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恰好是中国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数字化已经把中国推向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从整体的数字化程度来看，中国一定会站在世界前沿，而现在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也非常关注数字化，因为它可以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与此同时，还可以产生大量的平台，节省交易成本——这些都是在创造财富。数字化是一个可以创造丰富价值的过程，从政策层面，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它将是一个广阔的海洋。

　　人物简介

　　张军，1963年生，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是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理论经济学联席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校经济学教指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暨社科与管理学部主任。兼任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2015年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2015年10月与樊纲等一起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2020年11月获得《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年度影响力人物——“年度经济学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