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经纬度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中说：“中国考古学家一开始就肩负着重建早期中国历史的使命。”

　　关于历史上的广州，直到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成书的《淮南子》《史记》里面才出现并不多的、相对可信的记载。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定岭南的漫长历史只能通过考古来发现。

　　广州最早发现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是1954年、1955年中山大学师生在海珠区马岗顶采集到的石斧、石箭头等，约属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而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增城、黄埔、从化等地发现的一系列重要遗址，让我们对早期广州的历史脉络和空间格局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一个不断寻找“最早的广州”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新材料出现，一个又一个被冠以“最早”之名的古遗址被“更早”的新发现取代，在漫长的时空之线上，为我们一点点连缀起几千年前的“现实”。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配图均为文中各大遗址出土器物。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除署名外）

　　广州“城址考古”

　　见证最初的建城时光

　　越秀区广东迎宾馆内，一座小山丘上，有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虽然“任嚣墓”的真实性目前仍缺少考古成果作为支撑，但它却能将我们带到广州建城之初的时光。

　　任嚣是秦平岭南主将之一。公元前214年，秦军在珠江边、大约今中山四路、北京路一带筑起了一座“任嚣城”，也即蕃禺城。“广州建城”即由此开始。

　　《史记》《汉书》中并未提及任嚣城或者说蕃禺城的位置和布局。但是上世纪前期的一些发现已经比较明确蕃禺城大致就在广州城区一带，从1972年在今越华路和广仁路交界处发现宋代城墙基址，从而掀开了广州“城址考古”的序幕以来，整整半个世纪中，虽然考古工作者们尚未找到确切的秦蕃禺城，但是发现了南越国蕃禺城城墙的一小段——南越水关木构水闸遗址，位于今西湖路南光明广场的负一层。东汉的城墙，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山四、五路附近教育路，小马站路、西湖路、惠福东路、长塘街、旧仓巷等处有一些发现。

　　广州东北、博罗以西的区域

　　可能存在“越人旧城”

　　那么，广州周边是否存在早于任嚣城的“越人旧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李岩认为有可能，且很可能就在广州东北、博罗以西的区域内，特别是在近年在黄埔区发掘的陂头岭、榄园岭、来峰岗等高密度的墓葬群附近，“一定有对应的中心聚落或城址”。

　　但为什么作为“东南一尉”的南海郡治任嚣城或番禺城没有选择在远郊的九佛-萝岗一带？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副院长张强禄认为应当站在“秦帝国”的宏观角度来考虑：首先是广州东北区域很可能在战国中晚期已发展成珠三角的一个区域中心，本地的越文化根基深厚，势力强大，外来的秦军在此建立机构的基础不牢；其次，广州有三江汇总的地利，可以依托珠三角平原，通过南岭通道与中央保持政治和经济往来，也可经由西江辐射广西乃至越北，“秦始皇或其幕僚看广州一定是在统一帝国的视野下，角度不同，选择就会不一样。”

　　时间继续向前推，在西周春秋阶段，也即广东考古界所说的“夔纹陶时期”，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古国”的时代。张强禄表示，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博罗西部和增城东部的东江下游流域应为这个“夔纹陶古国”的中心区域，博罗横岭山墓地是目前所知的最高等级的代表，也是目前唯一明确出土大型鼎、甬钟等青铜礼器的墓地。

　　这个“古国”，会不会与史籍中所载的“缚娄国”有关？《吕氏春秋》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灌兜之国，多无君。” 东晋王子年在《拾遗记》中说周成王七年（前1036）“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秦南海郡下辖四县，“傅罗”县为其中之一；到了东汉时期则改称为“博罗”。“缚娄”“傅罗”“博罗”发音相似，所指或许是同一地方，即古之缚娄国故地。这个古国可能灭亡在秦平岭南的过程中。那么，横岭山青铜礼器会不会就是缚娄国中心聚落甚或国都的象征呢？

　　增江中游东岸的浮扶岭墓地则是目前广州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且分布最密、出土器物最为丰富的墓地。张强禄指出，从增江以东区域一路向西南方向的广州城区发展，墓葬数量和分布密度、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等都逐次降低，聚落等级至少可以划分出以横岭山（博罗）—浮扶岭（增城）—沙岭（黄埔）—太和岗（越秀）墓地为代表的四个层级。

　　考古发现表明，原本生活在广州古城城区和近郊的南越先民族群本身规模就不大，相对来说是一张“白纸”。所以在这云山珠水间的富饶之地建立一座新城，阻力不大，当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礼玉制度和定居农业

　　或见证珠三角“最早农人”

　　广州先秦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两河流域”与环珠江口。两河，指的是流溪河和增江。近年来对两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数百处古代遗存，一些地方的分布密集程度远超之前想象。

　　珠江三角洲大致在距今6000年开始形成，当时海侵的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东达博罗盆地。今广州白云山以南，西到佛山，东到东莞的大片范围仍是水面。大致在2500年前，“珠三角”的地形地貌才大致稳定下来。这就决定了在先秦时期数千年，古人类活动的区域较之现在更加偏北、偏东，要么就是星点分布在众多高出海平面的大小岛屿和半岛上。

　　南汉二陵博物馆里，陈列着两件增城墨依山出土的玉牙璋。当时的考古领队朱海仁告诉记者，这是珠江三角洲首次在年代明确的墓葬中清理出土的玉牙璋。在中国古代礼器系统中，璋与圭、璧、琮、璜、琥同列，称之为六瑞，起着类似发兵虎符的作用。墨依山是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晚商时期墓地，以陶大口尊、T字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的随葬器物，显示增江流域晚商时期文化与粤东闽南地区的浮滨文化有密切联系，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伴随着礼玉文化南渐而来的，可能还有早期的农业技术。在更早一些的黄埔甘草岭和茶岭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不但发现了玉琮残件和玉环，还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前的水稻和小米，其中小米是岭南遗址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旱作遗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告诉记者，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了可能是古水稻田的遗存，有可能创下岭南地区古水稻田遗存“最早”的纪录。

　　张强禄表示，大约4500年前在珠江三角洲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时代变化，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农业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也推动了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形成。比如在陂头岭，保存了目前岭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灰坑窖穴类遗存，多达数百个，可见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产储备的丰富程度。

　　金兰寺遗址的贝丘

　　揭开广州先民的生活点滴

　　作为目前发现的广州地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金兰寺遗址位于广州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县江河西岸。1958年—1961年、2020年—2021年考古人员先后对这里进行了发掘。贝丘遗址中贝壳的14C测年结果是距今6500年左右，这至少可以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金兰寺先民就开始把贝壳当重要的食物来源。

　　古人类遗骸是金兰寺遗址最震撼的发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介绍，多数骨骸保存比较完整，在珠江口以至岭南地区都十分难得。位于环珠江口范围的南沙鹿颈遗址保存下来的大约距今4400-3500年的沙丘和贝丘遗址堆积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贝壳鱼类、水陆动物的骨骸。此外曹耀文指出，在白云新市的葵涌遗址中发现的贝丘，虽然准确的年代难定，但应当也处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之间。说明逐水而居，渔猎为生，曾是广州先民普遍的生活样貌。

　　早期的广州先民究竟是什么样子？

　　金兰寺遗址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46座，出土保存较好的人类骨骸43具，随葬品200余件（套）。金兰寺遗址在约6000年前到4000多年前，其实位于古增江河口的一个小岛之上，周边是浅海，淡水跟咸水交汇地带，周边滩涂上有大量贝类资源。

　　曹耀文说，岭南地区的土壤多呈酸性，不利于人类遗骸的保存。金兰寺遗址之所以能保存下4000多年前还有战国时期的人类骨骸，跟这里的贝丘遗址有很大的关系。贝壳的大量堆积，使得土壤酸性环境发生了改变，整体偏碱性。此外，可能因为贝壳里大量的钙溶于水中，被人骨吸收，从而对人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曹耀文介绍，这批人骨如果从葬式上来看，有两具是屈肢葬，其他的都是仰身直肢葬。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屈肢葬可能跟广西早期的葬俗有关；仰身直肢葬则跟东南沿海一带的人群关系比较密切。那么这到底是两种不同的人群在这里交汇，还是说金兰寺人是同一群人，但选择了不同的葬俗，还需要后续更多的研究来解答。

　　曹耀文说，经过形体测量之后，可以将这批“金兰寺人”与其他地区的人种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去找出是否存在人种迁徙的一些规律；还可以展开一些病理分析。至于“金兰寺人”的身高——“田野观察来看，有超过1.7米的，也有1.4米多的、1.6米左右的”。

　　早在1961年，金兰寺遗址就发现了属于4个人类个体的遗骨，被发现可能存在着拔除门齿的做法。它们或许能证明，古籍中记载的越人“凿齿”习俗。在“金兰寺人”之前，南沙鹿颈遗址发现的“南沙人”是广州地区首次发掘完整的人骨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韩康信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尚虹鉴定，该骨架属亚美人种，男性，年龄45岁—50岁，身高1.7米。即使以现代中国人的标准而言，也算是中等以上的身高了。

　　部分广州重要先秦考古遗址

　　飞鹅岭遗址

　　位于天河龙洞的华南国家植物园里，有个“广州第一村”，它就是飞鹅岭遗址，是广州最早进行考古发掘的先秦遗址。

　　1956年8月，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学到广州市东郊进行测量实习，在龙洞附近的土冈中采集到6件石斧，于是转告了历史系。经梁钊韬教授鉴定，是新石器时代遗物。于是，梁教授等中大历史系的师生和市文管会的麦英豪等人一起前往，做了第一次地面调查。随后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飞鹅岭一带的先民已经转入了定居生活，有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也兼有一定的渔猎。

　　陂头岭遗址

　　位于黄埔区龙湖街黄田村西北。2016年—2017年第一次发掘，清理战国晚期墓葬19座、西汉早期（南越国时期）墓葬2座，出土文物66件（套）。2020年—2021年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5座、窖穴和灰坑362个、柱洞70个、沟槽1条，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39座。共出土文物600余件（套）。遗址对珠三角乃至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南越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榄园岭遗址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龙湖街棠下村南部。2015年9—12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52座；2021年6月起的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数量众多的墓葬、灰坑、窖穴等遗迹。

　　浮扶岭遗址

　　位于增城区增江街白湖村，整个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浮扶岭遗址作为专门的墓葬埋藏区延续时间近4000年，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晚到近现代，西周至春秋阶段是其高峰期。浮扶岭先秦墓地是广东省继博罗横岭山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来峰岗遗址

　　包含新石器晚期至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清理的墓葬有65座，出土不同质地的文物245件（套），其中有铜斧、篾刀等，可以看出当时生产、生活的水平。

　　茶岭遗址

　　位于黄埔区九龙镇，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总体面貌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也体现出源自良渚文化的影响。

　　增城墨依山遗址

　　是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晚商时期墓地，对研究增江流域早期文明及广州地区历史文化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鹿颈村遗址

　　遗址位于珠江虎门出海口西侧的一个古海湾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属沙丘性质的堆积，清理出成片成堆的陶片和石块相杂的堆积。商时期遗存内涵丰富，保存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为成年男性，是广州地区首次发掘完整的人骨架。